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汽車企業在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道路上更加突出了“可持續性”，在文化類公益項目中更加重視對中國本土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英文簡稱“UNESCO”）與梅賽德斯-奔馳合作的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項目、寶馬的文化之旅項目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公益影響力，得到業界的廣泛關注。2014年，長安PSA汽車DS、上海大眾也參與進來，如DS文化保護微電影項目、上海大眾助力重走絲綢之路等讓公眾再次聚焦文化公益項目。

　　關注文化公益的可持續性

　　有專家表示，企業社會責任承載了企業本身對個人、社會、環境的關注，而文化貫穿于個人、社會、環境等一系列從微觀到宏觀的要素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文化項目官員盧葉女士長期從事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工作，她表示，一方面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世界遺產數量位居世界第二，在文化和遺產保護方面應該給與更多關注與支持。另一方面，中國經歷著快速的發展變化，從建國到現在，城鎮化的比例已經超過了50%，由此也產生出不少城鎮化帶來的問題，比如環境污染、旅游開發等方面。中國目前已經成為旅游業全球排名第四的重要國家，2013年的入境游客量高達5570萬人次，而很多世界遺產地正是熱門的旅游目的地。龐大的游客數量對于世界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會帶來很多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需要多方的廣泛參與。汽車企業能夠加入進來，是非常有意義的。

　　企業社會責任并非一蹴而就，汽車企業對文化公益項目的側重也反映出對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性的關注。中國汽車文化促進會秘書長楊晨曾對媒體表示，汽車行業包括其他企業的社會責任規劃一定要有三個度：一是高度，一把手要親自抓企業社會責任，而且要融入企業內部的每一個環節。二是寬度，規劃和開展企業社會責任時要另辟蹊徑。三是深度，就是干，長期干，永遠干。

　　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康思遠先生也指出，“可持續性”是BMW在中國從事企業社會責任事業最大的特點，而“BMW中國文化之旅”可謂是對于這一特點最精彩的詮釋。“所有這些非常好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我們都會堅持下去。我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所有的項目更可持續，并且保持常青。”

　　據了解，寶馬在2014年探尋黔貴失落民俗文化的過程中，尋訪到貴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精品共有三十多項，其中包括實物百余件、圖片資料和多媒體資料近兩百件，并邀請四十位資深傳承人也邀請到京展示。“BMW中國文化之旅”回顧展不僅關注展品，更把重心放在了他們的傳承人身上，發掘中國民間文脈的走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梅賽德斯-奔馳合作的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項目已基本完成了兩個階段的實施。從最初的每年增加一處遺產地的支持，到如今的系統化、戰略化管理，通過設立專屬基金的形式，保證了項目的后續進行。據了解，目前已經有七個遺產地納入到支持規劃，未來預計還會持續開展。 　

　　文化公益合作方式的探索

　　伴隨著汽車企業與包括UNESCO在內的政府間組織（IGO）與非政府組織（NGO）在文化公益項目的深入推進，雙方也在不斷探尋合理有效的合作模式。

　　在角色定位上，企業一般作為捐資方，保持著與第三方相對獨立的角色，既參與決策又不過多干涉專業性組織的判斷。在盧葉看來，從單純的資金支持鏈式關系轉變為協同式的伙伴關系是很重要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華進行世界遺產保護項目的過程中，不斷探索項目合作形式，與捐資方達成了很好的合作模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博科娃女士譽為UNESCO全球與私營企業合作模式的典范。

　　“一方面UNESCO與中國政府部門在專業角度一起綜合考量遺產地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讓合作遺產地及捐資方參與進來。比如在與梅賽德斯-奔馳的合作中，我們鼓勵企業一起參與選擇支持的遺產地，舉辦項目啟動儀式，邀請捐資方參與項目下的相關國際性論壇和會議。同時，企業在品牌推廣上的經驗有利于幫助IGO或NGO進行相應的公益項目傳播，能夠讓更多的人關注世界遺產保護。我們未來也會把這種成功的合作模式推向東亞的其他國家，會走得更遠。”她表示。

　　如何保證文化公益管理的可控性與科學性也是企業與合作方共同關注的話題。企業公益在執行的過程中，也在避免公益做秀現象的發生，在公益項目的預期效果上有了更多的判斷與規劃。

　　盧葉認為，項目成果的能見度也是企業與合作方共同關注的，單純的物質幫助只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對人的思維方式的改變，即“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四川雅安地震災區，我們關注的是震后當地社區的可持續性生計和遺產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我們在寶興縣選擇了兩個試點村莊，在政府重建規劃的框架下進行有效的補充，從受災情況、地理位置、對自然資源依賴程度、村民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產業結構、村民意愿等多方面進行調研分析，在當地政府、企業捐資方的支持下，提出遺產保護和社區可持續發展策略，以推動雅安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