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深入河南多地調研發現，這一傳統農業大省的土地流轉勢頭強勁。尤其隨著新型經營主體不斷涌現，土地流轉進入“新常態”，逐漸告別以前的分散、小塊、自發式流轉，在速度和規模“雙輪驅動”的基礎上，流轉行為更加規范。

　　與此同時，河南省工商資本下鄉“跑馬圈地”成為一道特殊景觀。然而受逐利性驅動，一些地方工商資本流轉土地投機色彩較重，有的甚至因為盲目上馬形成“爛尾工程”。在整體有序的背景下，類似土地流轉中的泡沫化現象亟待引起重視。

　　土地流轉進入“新常態”

　　51歲的陳貴仁是羅山縣一位種糧大戶。因為村民外出務工，從2009年起在村里“揀”了100多畝地進行耕作，如今這一數字已增至5000多畝。老陳坦言，如果回到幾年前，壓根不敢想象現在的流轉規模。

　　“剛開始都是自發的，左鄰右舍親戚朋友不種了，口頭說一聲，完全免費。”陳貴仁說，“后來規模越來越大，年均流轉費也達到每畝500元。”

　　陳貴仁的“包地史”堪稱河南土地流轉的發展縮影。該省農業廳統計數據顯示，河南土地流轉大致從2009年開始加速，目前流轉總面積3393萬畝，占家庭承包經營土地的34.8%。自2011年至2013年的監測顯示，流轉總面積年均增長率達5%。

　　在平穩遞增的表象背后，內在的流轉結構也在悄然調整。其中農戶流轉面積的年增長率下降，而企業、合作社、種糧大戶等新主體的增長率則始終保持在40%以上。

　　“進入‘十二五’以來，河南的土地流轉靠的是速度和規模‘雙輪驅動’。與以前自發流轉、零敲碎打相比，這種速度、規模和結構的多重升級與調整，形成了全省土地流轉的‘新常態’。”河南省農業廳農經處副處長朱金芳說。

　　2014年8月，衛輝市7家農民合作社與1家省級農業龍頭企業對接，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目前聯合社共有土地3萬余畝，其中流轉6632畝，托管17190畝，剩下的則是訂單農業。據悉，該面粉企業年加工小麥30萬噸，屆時將參照市場糧價就高不就低，對聯合社的糧食全部回收。

　　聯合社理事長程紀華告訴記者，“現在的聯合社里，有搞種植的、農機服務的，還有測土配方施肥的，以前各自為戰都有不少‘短板’,聯合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小舢板就變成了大帆船。”

　　“公司主要加工強筋面包粉，農戶分散種植的強筋小麥雖然量大，但是標準達不到要求。現在這種對接，安全、穩定、標準化的糧源就有了保障。”上述企業負責人原輝說。

　　工商資本“圈地”投機心態令人憂

　　在土地流轉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工商資本下鄉“跑馬圈地”現象持續升溫。然而，不少投資行為顯得盲目而沖動，個中隱患令人擔憂。

　　“大約從2009年開始，來自房地產、礦業等各路工商資本形成下鄉‘圈地’熱潮”，新鄉市農業局農經站站長張純通說。與通常的土地流轉種糧相比，這類投資或者定位為高端農業，比如觀光旅游或者農業生態園；或者以土地流轉為平臺，開展全產業鏈、多元化經營。

　　“乍一看這些投資財大氣粗理念先進，但不少是追捧概念，還有的可能看到國家重視農業，想先把地圈起來混個項目補貼什么的，因為不懂農業經營規律，目前為止掙錢的不多。”張純通說。

　　由于工商資本的炒作，河南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轉費用開始走高，由此既擠占了家庭農場、合作社等經營主體的種糧收益；也讓那些原本期望賺快錢的老板們不堪重負。加上經營不善等因素影響，有的項目甚至難以及時兌付地租，成為“爛尾工程”。

　　2014年11月，已經進入種麥時節。然而在淮陽縣安嶺鎮農民張浩君的承包地里，大片成熟的紅高粱卻遲遲未能收割。他告訴記者，由于年事已高，此前將承包的9畝地全部流轉給了淮陽縣要發種植專業合作社。

　　“原來說好一畝地年租金1000元，到現在只給了500元。”張浩君說，“更重要的是，眼看麥播期就要結束了，地里的秋莊稼還沒收，要是錯過了播種，實在可惜！”

　　合作社負責人王春華介紹，土地流轉是和河南三農生態產業有限公司合作進行的。包括老張的承包地在內一共流轉耕地3690畝，全部種的紅高粱。“根據約定，高粱成熟后公司出資收購，合作社拿到錢后再給村民付地租。但眼看高粱都要爛在地里了，位于鄭州的公司卻人去樓空了。”

　　記者獲悉，僅在安嶺鎮這一“爛尾工程”涉及農民就達415戶，為此當地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經過搶收搶種最終有2400多畝地完成麥播，其余錯過農時的地塊至今仍空空如也。而對于多數流轉農戶，土地租金的兌付也遲遲沒有下文。

　　資本下鄉還需理性審慎

　　2014年春天，河南大豫大美現代農業有限公司在延津縣流轉土地400畝。時至今日，這一數字已增至3500畝。而企業負責人張亞玲原是新鄉市一家酒店的老總，此前并無農業經營的經驗。

　　“酒店每年要采購大量的糧食和蔬菜，為了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一直想通過土地流轉建立自己的原材料基地。”張亞玲說，“因為以前沒搞過農業，我們的流轉是借助土地信托模式開展的，而且將來生產的東西完全自用，整體看風險可控。”

　　然而，像張亞玲這樣理性謹慎的投資者并不多見。張亞玲告訴記者，從周圍的情況看，工商資本包地熱呈現兩大特點：一是人數多，僅自己認識的就不下10人；二是流轉量大，一出手都在2000畝以上，多的達數萬畝。

　　“這些人在別的行業賺快錢習慣了，種地也帶著這種思維，比如我認識的不少老板，拿地后一窩蜂去搞觀光采摘，想著立馬變現；還有的投機心理嚴重，一上來就整生態農業之類高大上的概念炒作，想復制在房地產行業‘挖個水坑能吹成景觀湖’之類的手法，但因為不接地氣，80%的都在虧錢。”

　　信陽市委農辦副主任廖東民認為，結合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經營模式可能是土地流轉的主要方向，對于工商資本大規模下鄉圈地還應保持謹慎，同時應盡快出臺更有操作性的實施細則。“老板們要算賬，一旦包地不賺錢可能就會撂荒，乃至跑路，導致農民成了風險兜底者。”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