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采完最后一批木材后，根河林業局烏力庫瑪林場掛起了封山標識。 記者 鄒儉樸/攝
4月伊始，我國最大國有林區內蒙古大興安嶺結束了長達63年的采伐歷史。《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深入林區采訪發現，此次停伐將給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一次性帶來2.5萬個富余勞動力，20余萬職工群眾直面轉型變革。此前由于受經濟結構單一、轉型產業投入嚴重不足以及思想觀念落后等因素影響，當地“獨木撐天”的格局始終未得到根本轉變。民生水平低下、基礎設施落后、政企不分、歷史遺留問題過多等矛盾，都亟待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別了，伐木時代
插桿、發動、開鋸，油鋸的轟鳴聲最后一次傳入林海。不到兩分鐘的時間，系著紅綢子的百年大樹已轟然倒下。一個時代徹底結束了。
雖然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但真到了停伐這天，伐木工王鐵昌還是有些落寞。
“今天的心情特別糾結，既有對這份工作的不舍，也有對未來生活的向往。”3月31日，在伐倒最后一棵松樹前，已從事27年采伐工作的油鋸手王鐵昌一直沉默地站在樹林旁，思緒萬千。此時，那棵系著紅綢子的興安落葉松，宛若一個待嫁的新娘，靜靜地等著那個歷史時刻的到來。
不遠處，兩個記者正在熱烈地討論該不該以伐樹的方式來慶祝禁伐。“這棵樹的倒下，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始，重要的是象征意義。”一位記者說。
47歲的王鐵昌至今保持著一項全國林業生產紀錄，在一個作業季里，他曾采伐過3萬立方米的木材。27年采伐30萬立方米木材的業績也讓他實現了家庭富足、衣食無憂的兒時夢想。
“停伐后就等著單位安排吧，國家不會不管咱的。”雖然尚不知前路在何方，但王鐵昌卻與工友們有著同樣的想法，“停伐后，大興安嶺青山綠水永續利用的目標真的就要實現了，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幾代務林人的心愿。”
“其實再干下去，也要面臨后繼乏人的狀況，看看現在的伐木工隊伍，哪里能見到年輕人的影子。”圖里河林業局西尼氣管護所職工劉連軍說，林區的年輕一代陸續走出了大山，伐木工早晚都要斷檔，“早點轉型總比啥也干不動時再轉崗要強得多”。
枯竭，過量采伐遺患
“大樹都采枯竭了，現在最大的樹以前在我們眼里都是‘小崽’。”圖里河林業局經營林場伐木工侯春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侯春才說，最為輝煌時，20多棵大樹就能將卡車裝滿，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前“看不上”的樹也基本都被運下山，發往全國各地。
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木材的替代產業和替代物資陸續出現，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就已不再那么重要。但前期的過量采伐，卻讓大興安嶺林業資源大幅受損，19家林業局轄區內的原始森林已消失殆盡，林區逐漸浮現“資源危機”和“經濟危困”的“兩危”局面。
與此同時，林業職工們發現，風大、雪少的情況開始在林區頻頻出現。1998年，長江、松花江流域發生的特大洪水災害給仍在激進砍伐的中國林業敲響了警鐘。
內蒙古森工集團總經理、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局長巴樹桓說，大興安嶺是嫩江、黑龍江的主要源頭，處于重要的生態頂端，與下游的生態安全密切相連。這里的生態一旦出了問題，對于東三省而言，將意味著難以挽回的生態災難。
針對長期以來天然林資源過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的現實，政府決定開展“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該工程實施后，林區開始了以木材生產為主向以生態建設為主的轉變。
“看到大樹越來越少，實際上大家也不想繼續伐下去了，還是給子孫后代留點綠色吧！”劉連軍說。
2013年，內蒙古大興安嶺每年的木材采伐量已從“天保工程”實施前的396萬立方米減少到110萬立方米，與以往一個林業局每年的采伐量相近。
第八次國家森林資源連續清查結果顯示，“天保工程”實施13年間，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森林面積凈增87.88萬公頃；森林覆蓋率提高8.57個百分點，活立木總蓄積增加1.83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由開發初期的54.6％提高到目前的77.44％。新增森林蓄積折算經濟價值達1000多億元，新增碳匯價值折合人民幣190億元。
“天然林的生態功能是人工林或其他植被不可替代的。”巴樹桓表示，即便森林覆蓋率得到大幅提高，但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也是非常必要的舉措，因為天然林是經過數千年甚至是上萬年的逐步進化而自然演變的生命體系，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生態功能大大高于人工林。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是從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大局出發作出的戰略部署，是推進林業改革的重大決策，是順應人民群眾‘盼環保、求生態’新期盼的重大舉措。”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黨委書記、內蒙古森工集團董事長張學勤說，自1952年開發建設以來，這片林海共為國家提供了2億多立方米的商品材和林副產品，上繳稅費200多億元。如今，是讓她休養生息的時候了。
艱難，停伐陣痛期
“停伐后，首要是人員的安置問題，讓采伐工人全部轉型去做護林員顯然不現實。”內蒙古森工集團副總經理、總經濟師韓錫波說。
韓錫波告訴記者，停伐將給林區一次性帶來2.5萬個富余勞動力，9.6萬個在職職工、5.8萬個混崗人員以及數萬林區群眾需共度轉型陣痛期。
“停產是國家硬性指標，為了子孫后代著想，林場職工都比較支持這樣的決定。但后續的其他改革政策大家并不太了解。”阿里河林業局阿南林場黨支部書記韓長君說，林場的職工都在翹首，希望能聽到改革帶來的利好消息。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此前由于受經濟結構單一、轉型產業投入嚴重不足以及思想觀念落后等原因，內蒙古大興安嶺“獨木撐天”的格局始終未得到根本轉變。2014年，林區木材生產及其相關產業和“天保工程”投入占全部營業收入的80％以上。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縱向比雖發生了歷史性巨變，但橫向比在全國、全區經濟社會發展中仍明顯滯后。
民生水平低下、基礎設施嚴重落后的現實，也是橫在轉型路上的兩座大山。
相關數據顯示，林區在崗職工年人均工資長期為內蒙古自治區及呼倫貝爾市地區平均工資的50％左右，80％以上職工按照地平工資60％（最低標準）繳納養老金；棚戶區改造前80％的職工居住在板夾泥和簡易棚戶房中，戶均居住面積不足40平方米，生活環境惡劣，消防隱患突出。
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林區現有公路網密度僅為1.5米／公頃，絕大多數為上世紀70、80年代建成的低等級砂石路；12.8萬職工居民飲水仍未達到國家安全標準；部分林業中心城鎮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不足；電力、通訊基礎設施落后，尚遠遠不能滿足生態保護建設和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需要。
此外，作為有60多年發展歷程、原有各類職工超過30萬的國有企業，內蒙古大興安嶺的諸多歷史遺留問題已到了不得不解決的“關口”。這些問題直接關乎改革能否“輕裝上路”。
記者采訪得知，林區歷經了多次國家林業政策調整和內部重大改革，積累了如金融債務龐大、企業“三供一業”（供熱、供水、供電、物業）負擔沉重、知青工養老保障層次低、一次性安置人員生活困難、改制企業原料無法保障等諸多歷史遺留問題，涉及面極廣。
內蒙古森工集團常務副總經理趙寶軍說，僅“三供一業”每年就要耗掉企業四五億元，轉型過程中，政企不分的情況必須改變。
孕育，綠色產業生機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興安嶺林區的綠色種苗、林特產品、森林旅游、特色養殖種植等綠色項目正在四處開花。
“60余年的采伐使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木材就是資源，離開木材就沒有了依托。這是因為他們的技能就是采伐、集中、裝車、運輸、造材這個流程，現在到改變的時候了。”巴樹桓說。
他表示，停伐后，現實情況將逼迫林區人轉變思想，大量的新興產業必將發展起來，如野生動植物的養殖、野生漿果的栽培、林下資源的深度開發等。同時，在森林撫育擴大造林面積的同時，林業部門還可以為社會承擔營造生態產品的職能，包括濕地的恢復、大面積荒漠化的治理等。
“停止采伐會有陣痛期，但從長遠看，產業發展生態化是必走之路，林下資源才是真金。”圖里河林業局局長李叢明說，“獨木撐天”的時代已經過去，近年來的改革探索經驗證明，林區的特色產業、替代產業和接續產業能讓職工群眾端得起飯碗，端得住飯碗。
“我們必須改變‘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思維，規模化發展大興安嶺的優質林下產品，增強經濟發展后發優勢。”李叢明表示，圖里河林業局已開始著手混合所有制經濟合作，開發藍莓花青素項目，規模化發展食用菌培植基地和綠色有機食品加工基地，并開發優質旅游資源，力爭從依靠資源生存到依靠生態發展，在強企富民中改變林區的落后面貌。
“以野生藍莓為例，1噸藍莓經提取花青素、釀酒、制造色素、風味劑及濃縮果汁等流程后，可產生9萬多元的經濟效益，遠遠超過了木材的價格。”李叢明說。
“停伐進入倒計時后，各林業局就已開始抱團取暖。”克一河林業局局長冉令軍表示，目前，該局已與周邊9個林業局合作，依托克一河的“諾敏山”有機食品商標，著力打造“中國最優質黑木耳”產業聯盟。
張學勤表示，停伐后，內蒙古大興安嶺將對森林撫育、造林、種苗生產等方面實行市場化運作，并逐步擴大范圍，爭取用2至3年的時間，探索林區政企、事企、管辦分開的模式。通過2至3年的時間，開展“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
同時，調整現有的生態資源組織管理機構，按照精干高效、責權利相統一的原則優化內部機構設置，減少管理層級，壓縮輔助人員，充實一線管護隊伍。創新資源管理業績考核模式，建立成效與投入相掛鉤的生態績效激勵機制。
在森林經營環節引入市場化機制，在造林、植被恢復、森林撫育、種苗生產、生態修復工程中實施項目化、商品化管理，吸納社會力量競爭參與生態保護建設，到2020年實現政企、事企、管辦分開。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這是國有林區的重大變革。但我們不搞疾風暴雨式的改革，一定堅持以人為本、穩步推進。”張學勤說，按照國家和內蒙古自治區的總體部署，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計劃用5至10年的時間，率先基本建成完備的森林生態體系、完善的生態主導型經濟體系、公平普惠的社會公共服務和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