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標和治本統一、局部與全局統一，中國的扶貧之路，為人類反貧困積累下“中國經驗”

　　“任重道遠”一詞，道盡中國擺脫貧困的責任、走出貧困的艱難。“向貧困宣戰”，是對人民、對世界的鄭重承諾。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近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從“兩個精準”到“四個堅持”，從強化政策保障到動員社會力量，對這一艱難任務進行了戰略指導與戰術部署。

　　中國扶貧開發規模之廣、難度之大，絕無僅有；而取得的成果之巨，也足以載入人類發展史冊。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2%。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全世界每10人脫貧，就有7個來自中國。中國30多年來的發展之路，為世界現代化貢獻了“中國道路”；而中國的扶貧之路，同樣為人類反貧困積累下“中國經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曾說，中國將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貧困中脫離了出來，“我們呼吁各國分享中國的減貧經驗。”

　　對于中國，扶貧不僅是小規模的、社會化的生活救濟，而是成建制、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行動。猶記汶川地震后，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了高效的重建。如果說這是“急診”，那么久久為功的扶貧工作，則是一種治療慢性病的調養。無論是扶貧資源的動員和調配，還是具體項目的實施和推進，帶有強烈“政府主導”色彩的扶貧模式，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的充分發揮，是中國實現快速減貧的重要原因。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扶貧開發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堅持精準幫扶和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開發緊密結合，堅持扶貧開發和生態保護并重，堅持扶貧開發和社會保障有效銜接”，《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的“兩個精準”“四個堅持”，提出了扶貧工作的新思路，正是中國扶貧經驗的總結和發展。這背后的方法論問題，同樣值得審思。

　　一是治標和治本的統一。救濟性扶貧雖然立竿見影，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經濟社會發展、強化社會保障，才能拔除病灶、強身健體。有基層干部描述下鄉扶貧時看到的一幕，老人從衣柜里拿出一個厚厚的塑料包，里三層外三層，裹在最里面的是政府發的養老金存折，“他們把這本存折看得跟命根子一樣”。經濟社會發展著眼于提高扶貧對象的自我發展能力，而社會保障著眼于保障公民基本福利，二者與扶貧開發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才能達到治標治本的統一。

　　一是局部與全局的統一。現實中很多例子都說明，扶貧不僅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也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比如，發放的“扶貧豬”“扶貧羊”，轉頭就被殺了吃掉。還有基層干部說，扶貧搞產業也只是“看起來很美”，因為現在農村是“386199部隊”，土地是“雞窩地、巴掌田”，貧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貧瘠，金融、政策等也不配套。在這樣的情況下，扶貧在發展經濟外，更需要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的調整。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進、與生態保護并重、與社會保障銜接，正是要在工作全局中謀劃扶貧開發工作。

　　揆諸國外，美國在開發西部地區時，每個地方都會撥出一定的土地用于發展教育，以此形成人力資源依托；日本在扶貧中，先后制定了以《北海道開發法》《孤島振興法》《偏僻地區振興法》為主的120多部法律。這些有借鑒意義的經驗也說明，扶貧開發需要“放眼量”，從根本上、長遠上探尋解決之道。今天的中國，扶貧開發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以先進理念設計合理制度，一定能在帶領億萬人民奔向全面小康之時，讓“中國經驗”成為人類與貧困的斗爭中更寶貴的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