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債轉股已經箭在弦上。據媒體報道，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銀行入選首批試點，參與規模高達萬億元的債轉股市場，而其“轉”的主要對象則為有潛在價值、出現暫時困難的國有企業。
債轉股，即將銀行持有的企業債權資產轉為對企業的股權投資。美國曾用這種方法處理拉美國家的債務。我國曾用這種方法助力國企脫困。
然而，對于本輪債轉股，金融界和產業界的態度卻冷暖不一：鋼鐵、化工等產業如盼春雨，以為此舉將“一石三鳥”，盛宴開啟；以銀行為主的金融界眼看貸款本息難以收回，做股東實屬無奈，自是剩宴。這種分歧從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曉鵬和工商銀行前行長楊凱生的分析中表現得最清楚。
李曉鵬一口氣列出了債轉股的六大好處：能支持企業“去杠桿”；能促進商業銀行轉型發展，且緩解資產質量波動的壓力；能改變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方式；能支持產業優化升級；能相機推動金融改革；有利于進一步加強和改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如此，債轉股可謂是一劑利國、利民、利產業、利金融的良藥，早吃則早好。
不僅如此，他還指明，“重啟債轉股也是現實可行的”。因為近幾年居民財富規模快速增長、投資意愿不斷增強，各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能力顯著增強?！叭绻ジ軛U需要轉化6萬億元~10萬億元存量債務，這只相當于2015年年末非金融企業貸款的9%、居民存款的11%。而存款金額在50萬元以上的富裕個人和企業超過1200萬戶，金額有50萬億元，其中10%多一點參與投資即夠用?！?/p>
這種熱情不僅來自他一個人。輿論亦自生風。有人已將清明之后資本市場的走高歸功于債轉股的漸行漸近，以為其將有利于企業優化資產負債結構，企業債務減少，財務負擔降低，支撐股價上行；同時參股的銀行不良貸款率下滑，業績上升，對銀行股乃至對A股都構成重大利好。于是，對高負債國企上市公司的推薦買入不絕于耳。前海開源基金執行總經理楊德龍更放言，債轉股一開，A股將迎千點大反彈。
與此相反，銀行家則冷靜許多。在剛剛召開的2015年業績報告會上，不管是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還是首次亮相的農業銀行新行長趙歡，都強調要積極而審慎地推動此項工作。趙歡說，農業銀行將“服務去杠桿，同時盡可能降低銀行風險，減少全社會付出的成本”。
楊凱生則指出，債轉股是債務重組的一種特殊方式，必然涉及債權人和債務人各項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調整。而較之一般的債務重組而言，債轉股對債權人、債務人帶來的變動更激烈、調整更深刻。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也不會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于企業，別以為債轉股后就無債一身輕了，可以不必再支付貸款利息；于銀行，如若把握不當很有可能陷入既不是債權人，又不像股權持有人的尷尬境地。
他還挑明，人們希望通過債轉股達到的一舉多得，其中有自相矛盾和彼此制約的地方。比如，從減輕企業財務負擔而言，債轉股后的企業確實是不需要再支付貸款利息了，但他必須對股權進行分紅，這個壓力并不小。如若以“放水養魚”為由，允許企業在較長時間內不分紅，那又如何將投資者吸引到債轉股的投資中來呢？除非他們能很“便宜”地從銀行手中購得這些債權。如真是那樣，銀行將承受較大損失。且不說銀行的股東們是否允許這樣做，就說希望達到化解金融風險的目標又如何落實呢？
楊凱生甚至認為“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是危險的信號?！皞D股對于債權人、債務人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如果在這過程中，有任何一方是趨之若鶩的(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政策性債轉股中曾出現過這種現象)，我們就需要認真考慮這個債轉股方案對原有債權債務的重組是否體現了公平、公正的原則，其做法是否符合市場化、法制化的要求。”
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近日也著文強調，債轉股“一定要切實貫徹市場化原則，即充分尊重債權人、投資人(股東)的自主意愿，切忌拉郎配和指標分配。用好了這一市場工具可以換來一個健康的發展機制，優化中國的經濟結構，用不好會成為逃廢債的盛宴、尋租設租的新工具?！?/p>
這些警告并非杞人憂天。上輪債轉股即有“遺產”留下。當時，國務院批準原國家經貿委推薦規模內債轉股企業580戶、債轉股金額4050億元。時至今日，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手中仍持有一些當時留下的股權未能處置變現，其中不少是難以處置、無人愿意接盤的。以華融資產為例，1999年參與債轉股企業達281家，賬面價值為172.56億元，截至2015年6月末，華融仍持有其中的196家。
中國建投投資研究院副秘書長、高級研究員張志前表示，本輪債轉股已無前次行政命令式運作的環境和條件，采取市場化方式當無異議；轉股以后的安排，普通股要有管理權，優先股則要有優先權，需議定后動；另外，防止道德風險，防止逃廢債，防止圈錢。
事實上，17年前，時任建設銀行行長的周小川也曾提醒債轉股的道德風險。他在《關于債轉股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要防止以下問題：債務人以為債轉股是免費的午餐，轉股后就不用還錢了；本該破產的企業，實施了債轉股，最后耗了幾年毫無效果，白白浪費資源；原本能還本付息的企業，借債轉股來逃廢債務；具體業務操辦層面的道德風險，比如定價上的舞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