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導致為取得好成績不擇手段

　　整改情況通報指出：“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了體育精神。”這一精辟的判斷可謂切中要害，這是“導致少數運動員、教練員在賽場上為取得好成績不擇手段，公然違背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甚至鋌而走險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根本原因。

　　在不正確的體育觀和政績觀的誘導下，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敢在興奮劑問題上鋌而走險的大有人在，全運會年因此也成為興奮劑的易發年、高發年。

　　在2013年的十二運會前的第二季度，國家體育總局反興奮劑中心的檢查中出現7例陽性，還判定了首例運動員生物護照興奮劑違規，陽性率比上年同期大幅提高，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全運會年的興奮劑問題風險之高。

　　在2009年的十一運會上，河南省賽艇運動員郭麗娜、內蒙古自治區射擊運動員栗杰、福建省女子田徑運動員王靜，均在尿檢中查出為陽性，并受到嚴厲處罰。

　　一些省份還在運動員的參賽資格上做手腳，青少年運動員改年齡的情況早已見怪不怪。在十二運會男排青少年組預賽中，海南排名第三，浙江排名第四。而依照全運會的規則，只有小組前三名能夠晉級全運會決賽階段比賽。浙江隊檢舉海南隊參賽隊員年齡有問題，海南隊也立即檢舉浙江隊。結果，兩支隊伍均被查出運動員年齡有問題，并同時被取消比賽資格。

　　對參賽資格做手腳還體現在所謂“選手交流”方面。在全運會的金牌戰略下，各個省區市一擲千金進行“選手交流”。2001年的九運會，預、決賽的運動員達到1.2萬余人，而其中各地互相交流協議的人數則多達2000人，達到歷史峰值。“選手交流”被嚴格限制后，根據公開資料顯示，十運會的交流選手人數依然高達1435人，而十一運會則是845人。這些交流選手的高額“轉會費”，大多由公款買單。

　　在前幾屆全運會上，還有一個不成文的“東道主定律”，從1997年全運會開始，之后的幾屆全運會的金牌榜第一都被東道主壟斷，直到十二運會才突破定律，東道主遼寧省位居第二。

　　為了爭“第一”，歷屆東道主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和資源，網羅優秀運動員，還要打點關系，使出一些盤外招。東道主除了在硬件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保證本省運動員訓練條件和器材需求，還通過裁判因素、觀眾因素和巧妙的賽制安排，獲得東道主優勢。

　　個別人因缺乏監督，利用手中權力操縱比賽結果

　　在金牌至上觀念的驅使下，一些地方為取得更多金牌，不惜重金打通各種關系，其中一些有主導比賽權力的體育官員，就成為他們“公關”的對象。而一些掌握權力的官員因經不起誘惑，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國家體育總局拳擊跆拳道運動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趙磊受賄案即是一典型案例。據新華社今年1月5日報道，趙磊因受賄30萬元，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

　　趙磊負責十一運會一些項目的裁判選拔，在賽事的組織過程和裁判的選任過程中，對金牌的歸屬產生一定影響。據查，2009年，趙磊利用職務之便，為河南省跆拳道項目提供幫助，并于同年4月底收受時任河南省體育局局長韓某給予的錢款20萬元；2009年9月，十一運會跆拳道項目比賽期間，趙磊又在山東省滕州市滕州賓館收受韓某給予的錢款10萬元。

　　在體育界，類似趙磊這樣濫用手中權力獲取私利、影響比賽結果、扭曲體育風氣的情況并非孤例。尤其是一些主觀打分項目，可操作空間較大，導致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比賽結果。

　　十二運會花樣游泳雙人自由自選決賽中，8個裁判打出的分數有5個分數相同，世界冠軍蔣文文、蔣婷婷名列第三。因懷疑裁判作假讓東道主遼寧選手獲益，她們進行了申訴，未果后又拒絕上臺領獎。次日更是召開新聞發布會，提出比賽打分、裁判、運動員交流等多處疑點，并宣布退役，稱“這是運動生涯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取消金牌榜只是第一步，更要建立科學全面系統的體育發展評價體系

　　全運會上的種種亂象，“根源在人，在于少數領導干部”。整改情況通報透露：“對巡視組移交的反映在舉辦第12屆全運會期間，為爭金牌，向個別官員和裁判行賄的有關問題線索，總局黨組積極支持駐總局紀檢組監察局組織力量依紀依法進行立案調查。”

　　人的問題需要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而體育體制背后的問題也需要深入挖掘整改。

　　金牌榜取消，體育總局可以不排名，但各地方體育部門自己可以排名，并以此作為政績，暗地較勁。只要奧運戰略不發生轉變，服務于奧運戰略的全運戰略就必然是各地體育部門的工作重點。

　　因此，從全運會本身來說，需要從參賽辦法、比賽規程、成績綜合評定等方面綜合系統地改革。

　　從更深層次來說，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取消以金牌為導向的體育考核體系、發展模式和資源配置方式，將金牌與摻雜在一起的任務、政績和政府高額巨獎的權力體育體制剝離開來。

　　要拋棄“獎牌GDP”思維，真正扭轉金牌至上的政績觀，關鍵是建立科學、系統、全面的體育發展評價體系。整改情況通報中的一句話點到了問題的根本：“今后將從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產業、體育投入產出效益等多個角度研究設立體育事業發展的評價指標。”在取消金牌排名這一“破”的舉措基礎上，確定了“立”的方向。

　　隨著全民健身的開展，群眾體育納入政績考核恰逢其時。體育事業具有國民性，體育政績應更多建立在提升全民運動參與度的基礎之上。全民體育也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各地投入全民健身經費的多少，經常參與健身的市民人數，全民健身場地的數量。

　　2014年10月，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要求各地要將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納入政府重要議事日程。因此，體育產業發展這一系統工程也應成為地方政府體育政績評價指標的重要方面。

　　整改情況通報提出：“對第13屆全國運動會、全國冬季運動會，第1屆全國青年運動會的設項和參賽規模進一步進行了調整壓縮。”人們期待，在這些全國性賽事上，各地能夠真正擺脫“金牌至上”的羈絆，辦成文明、節儉、干凈的運動會。(記者 孟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