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國第一個地方性控煙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實施14年來竟然沒有開過一張罰單，引發熱議。為什么開不出罰單？用有關部門的解釋是“人手不夠”，現行條例規定，執法主體是衛生行政部門，而衛生系統唯一具有執法權的是市衛生監督所，僅幾十個人。深圳市法制辦在條例修訂草案起草說明中認為，法律責任過輕是導致執法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4月8日深圳特區報）
吸煙的危害與控煙的緊迫性無需贅言。面對控煙不力的現實，公眾呼吁不斷，專家紛紛建言獻策。原衛生部曾規定，2011年5月1日開始，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它可能的室外工作場所完全禁煙。但是從深圳出臺控煙條例14年來未開出過一張罰單的尷尬現實來看，無論是衛生部的“禁煙令”還是深圳的地方法規，都不過是一紙空文。在我看來，這除了執法人手不夠與違法吸煙的法律責任過輕以外，也與煙草消費大環境有關。如果不打破壟斷煙草利益，改變煙草消費大環境，如果不提高執法執行力，即便新修訂的《控煙條例》提高罰款金額，能否取得控煙實效，依然是個未知數。
從保護公眾健康與公共環境的角度考慮，國家嚴禁發布煙草廣告，開展了不少禁煙宣傳。包括深圳在內的許多地方都制定了公共場所控煙的規定。比如，廣州市要求辦公室禁煙，四川眉山市東坡區要求科級干部承諾“未戒煙不得上班”。這些都為控煙創造了輿論氛圍，但是由于相關規定不夠完善，執行力不夠，對煙草廣告、公共場所吸煙現象，除了勸阻、呼吁，公安部門以安全的名義拘留過幾名網吧內吸煙人員以外，并沒有多大的強制約束力。深圳14年未開出一張控煙罰單，不過是控煙不力的現實縮影。想想也是，如果沒有統一的禁煙法律出臺，如果執法不給力，地方版的控煙條例恐怕也是無源之水。
在我看來，當前公共場所控煙執行不力，除了立法缺位以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煙草消費是不少地方重要的稅收來源。今年1月召開的煙草行業工作會上傳出的數據顯示：2012年年煙草全行業實現工商利稅8649億元，同比增長15.7%。針對控煙呼吁，國家煙草專賣局一官員更是大罵原衛生部官員：“你們要控煙？我告訴你們，你們這是在賣國，你們是公務員，工資的1/10都是拿我們的錢！”煙草官員以利稅功臣自居，更是道出煙草行業政企不分、壟斷利益情結根深蒂固的現實語境。有的地方狹隘的創收思維作怪，一面宣傳“吸煙有害健康”，一面默許煙草廣告。有的煙草企業還以助學為名用希望工程打煙草廣告。備受爭議的謝劍平因為研究煙草“降焦減害”三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或國家技術發明獎并當選院士。工信部曾因一手發展煙草產業一手抓控煙引發“左右手互博”的質疑。控煙的難度可想而知。
但是，經濟利益再重要，也不能以犧牲民眾健康為代價。辦法總比困難多。倡導禁煙氛圍十分必要。在這方面，機關事業單位等公共機構應該率先禁煙，在工作場所、公共場所不遞煙、不吸煙。引導社會潮流。因為在煙草消費潛規則里，公務人員特別是官員吸煙往往不用自掏腰包，公務人員煙草消費隱藏著不少腐敗因素。南京天價煙事件與常州小鎮1個月公務招待中華煙280條，就很能說明問題。
深圳市修訂《控煙條例》，加大違規吸煙處罰力度，傳遞出一種積極的控煙導向。但是，要真正達到控煙目的，不在于怎么說，而在于怎么做。地方公共場所控煙規定為控煙統一立法積累了經驗,完善全國統一的公共場所控煙立法勢在必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事可做。比如，政府逐步擺脫對煙草財政的依賴，為控煙提供動力支持。再比如，加強財政預算約束，管住公款煙草消費腐敗。提高控煙執行力，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如果政府體現責任擔當，如果更多地方要求公務員帶頭禁煙，全社會共同營造控煙氛圍，構建健康的煙草文化，控煙僵局或將逐漸被打破。(齊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