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全國兩會閉幕，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代表卻被中央紀委“留下”了。這位曾經的“政治明星”和“最具爭議書記”，也以接受組織調查的方式，再一次受到公眾廣泛關注。
“任性書記”出事是必然的
歷任江蘇省宿遷市委書記、江蘇省副省長、云南省昆明市委書記、云南省委副書記的仇和，曾榮獲中國改革開放30年杰出人物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社會人物等多項殊榮，但在他的為官路上，爭議始終不曾停歇。一意孤行，大肆“拆建修”，使“春城”變“拆城”；給“全民招商”定指標，完不成的要接受降級撤職等處理……這一系列作為，給仇和贏來了“任性書記”的“雅號”。
仇和“任性書記”的稱謂可謂是實至名歸，盤點在其任職期間的些許往事可窺一二。
其一，新任江蘇省沭陽縣委書記時，面對臟亂環境，勒令全縣5000多名機關干部充當“清潔工”。僅憑其個人意志，全縣5000多名機關干部放下日常管理事務，投身環境整治工程，被人爭議其“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決策中的民主參與原則、程序相應原則、依法決策原則等蕩然無存。
其二，在一次招商引資會上，昆明市呈貢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蔣文輝因在會上打瞌睡而被仇和點名批評，之后仇和罔顧公務員法的明文規定，僅以此一點便勒令其辭職。“瞌睡門”事件背后反映的是長官意志下干部處罰的隨意、無度。
其三，仇和愛搞野蠻拆遷，并聲稱“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發展才是硬道理”，在其20多年的仕途中，“拆建修”成為其政績工程的重要手段。他甚至為整改市容而強迫拆除居民防盜籠，強令公務員不帶頭就“回家”。這種“改革要冒風險，穩定要付成本，發展要付代價”的背后，是對公民合法私權的暴力“強奸”，是“為人民服務”幌子下的公權濫用。
其四，在江蘇宿遷任職時，推行醫改、教改的全面私有化，要求公職人員離崗經商，“叛逆式”的改革雖然使宿遷經濟大為改善，但隨之而來的卻是社會矛盾叢生。在云南任職時期，仇和沿襲了過往的激進性改革措施，出售公立醫院和學校等，招致體制內外的眾多批評。對此，其卻不以為然，甚至在昆明市人大會上說出“絕對不能少數服從多數”的駭人之語。
個性變為任性，人治淹掉法治，這種以犧牲民主法治為代價的改革，“出事”是必然的。從“明星官員”淪落為“眾矢之的”，角色的驟轉，給公眾心理造成巨大的沖擊，也動搖著公眾對組織和公職人員的信任。
“仇和現象”實質是法治思維缺乏
在此將仇和的個案上升至“仇和現象”的高度來解讀，是因為其代表著的是一種不惜以犧牲社會民主法治為代價的失敗發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長官意志甚至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可以擺脫制度約束，在披著“為人民謀福利”的外衣下踐踏民主法治的底線。
2010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首次提出要求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能力；十八大報告則明確要求提高各級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問題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多次會議中強調領導干部培養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重要性。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作為時代性的熱詞，有著其特定的內涵和意義。反觀十八大后落馬的近百名高官，大都缺乏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仇和更是一個反面典型。
法治思維要求行為主體將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的準繩，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和推進工作。它區別于傳統政治思維下的政治利弊分析、經濟思維下的成本效益考量和道德思維下的道德善惡評判。法治思維的核心要素是合法性思考，并且要求在實現合法性的前提條件下，盡可能地追求政治、經濟和道德效益的最大化。法治方式即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內在與外在的關系，法治思維影響或者決定著法治方式，而法治方式卻是法治思維的重要外在表現。與之截然相對應的是人治社會中的關系思維、特權思維和人治方式等。
在培養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實踐中，第一應當堅持以合法性判斷為前提，要求做到在目的、權限、內容、手段和程序五個方面的合法。而仇和施政中的“暴力強拆”，明顯是狹隘的經濟效益追求，突出表現為手段和程序方面的不合法，是犧牲公民基本權利代價下對法治的“糟蹋”。第二應當堅持以法律規則為中心，嚴厲杜絕領導意志干預下的制度性淪落。而仇和在任期間的“瞌睡門”等事件，體現出官員的選拔、任用、處分等完全不按既定法律規則辦事，權大于法，是領導干部個人意志對法治的“蹂躪”。第三應當堅持以程序正當為保障。而仇和那般“絕對不能少數服從多數”的駭人語錄是獨裁者對于正當程序的公然挑釁，暗藏著對法治的“藐視”。第四應當堅持以限制權力和保障權利為根本要求。法治的本質在于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予以一定限制，對于相對孱弱的公民權利予以保障。而仇和施政貪圖政績，市容整改中不惜強拆居民防盜籠，是公權對私權的無情“踐踏”，與法治的本質追求背道而馳。
在未來社會發展中，法治思維將成為社會轉型期的主流意識形態，而法治方式將成為主導社會治理的方式。就黨政領導干部而言，在社會管理中培養和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對其領導素質的基本要求。
實踐中，領導干部必須做到：法治信仰的養成，不唯上，不唯權，只唯法，既要克服領導意志的干涉，也要克服自我意志的強加，想問題、作判斷和出措施時堅守住法治的原則和底線；程序觀念的形成，程序即是要求權力運作按照既定的規則、路線，并且以看得見的方式達到民眾的合理預期，以期實現權力限制和權利保障的雙重目標，以程序遏制權力濫用，防止滋生腐敗；權力克制的自覺，權力有滑向腐敗深淵的不自覺，這就要求領導干部自覺地克制權力，科學使用公權力；權利保障的意識，為人民謀福利不能單純停留在經濟、文化等層面，而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本質上就是對民眾最大的福祉，要求領導干部強化公民權利保障的意識，并積極付諸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實踐。 (吳高慶 錢文杰 作者分別為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浙江工商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