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升遷要有組織部門的提名和紀委的考察，就是為了提前查出“病”來。而“帶病提拔”的存在，就像伯樂選了匹劣馬，馬的問題固然要解決，伯樂同樣責無旁貸。

　　幾天前，云南省紀委發布消息，昆明市委書記高勁松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組織調查，這也就意味著昆明成為又一個“一把手”連續被查的省會城市。對于這種“前腐后繼”的現象，自然有必要探求原因尋求破解之道。

　　通常而言，形成這種現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職位本身權力過大且約束不足，給腐敗創造了條件；另一種是官員在任職前就有貪腐行為，屬于“帶病提拔”。上任僅8個月就被查的高勁松，更大的可能是屬于后者，對癥下藥的話，就得把“藥”對準領導干部的選任方面。如果除不掉這個病根，再提拔上來一個“帶病”的官員，那籠罩在昆明百姓頭上七年多的貪腐陰影，還將繼續下去。

　　按說“帶病提拔”是個老問題，像高勁松這種提拔不久就“落馬”的并非孤例。據媒體統計，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兩年時間里，至少有18名副廳級以上官員在提拔后任職半年內落馬，而他們的絕大多數貪腐行為發生在提拔之前。在這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波及省會城市三任市委書記、三任公安局長的“山西官場地震”，中央巡視組就此還特別建議山西省紀委，“嚴肅查處‘跑官要官’、拉票賄選及違規用人等問題，防止干部‘帶病提拔’。”

　　這樣的提醒很有必要，因為“帶病提拔”中的“病”是具有傳染性的。如果地方主要官員本身“帶病”，他的行為習慣將直接影響政商關系，而利益輸送造成的腐敗成本，最終是要轉嫁到老百姓頭上的。看看連續三任市委書記落馬的昆明，房地產投資在短短幾年內就占到了固定資產投資的半壁江山，但在大拆大建之下，某個與“一把手”關系非凡的商人賺得盆滿缽滿，卻留下一個結構失衡、增長乏力、轉型艱難的爛攤子。同樣的情況在山西也存在，對比不同的城市，經濟增長與腐敗程度總體上是成反比的。

　　選拔領導干部的重要性從這些地方就體現出來了，這不僅是道政治題，更是一道民生題——提拔了一個清廉能干的地方“一把手”，是百姓之福；選派了一個有“前科”的，則是百姓之苦。按照程序，官員升遷要有組織部門的提名和紀委的考察，就是為了提前查出“病”來。而“帶病提拔”的存在，就像伯樂選了匹劣馬，馬的問題固然要解決，伯樂同樣責無旁貸。對此，中組部發布了《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規定“要建立干部選拔任用紀實制度，為開展倒查、追究問責提供依據”，而各個省份也相繼建立起類似的“追責機制”。

　　于是，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了，在官員落馬之后，在“帶病提拔”坐實之后，相應的追責能否真正開展。如果不痛不癢地走個過場，那給官員升遷把關的各項制度，也就形同虛設了。就拿這次來說，高勁松落馬之后，就有媒體翻出了一篇報道，記載了他剛升任市委書記時得到了很高的評價。現在看來，這篇報道就像游戲畫面中的彈窗，時刻提醒著還有一項未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