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之后，他們爺倆兒在頤和園一住就是十年，將頤和園里的明清書畫藏品一一修復完成。
待到20世紀70年代末，王殿俊退休，他們在煙袋斜街開了北京第一家“五七裱畫組”，也就是后來的“煙袋斜街裱畫店”。這多少使得煙袋斜街成為“文革”文化沙漠里的一片綠洲。
當時，大收藏家張伯駒、啟功都是那里的常客。啟功先生曾說：“老王師傅啊！到了你這我就不愿意走，我就愿意聞你屋里的墨汁漿糊味，別地兒沒有啊！”吳冠中先生也曾經專門在《北京晚報》撰文《煙袋斜街裱畫店》對王殿俊的裝裱技藝，為人品德作了高度評價。更有甚者，前國家文物局局長孫軼青先生專門拜王殿俊為師研究書畫裝裱技藝。
“我們家的故事，就像所有的中國傳統技藝一樣，是隨著父輩的努力而薪火相傳的。”王旭說：“書畫裝裱，對我們來說，既是一門手藝，也是一份責任，是伴隨著家族傳承而持續發展的。說是指尖上的技藝，一點都沒錯。”
1988年，王旭來到北京畫院，開始跟隨父親王慶仁學習裝裱技藝，2001年王旭的外甥徐建光，開始隨王旭學習裝裱技藝，至此王家裝裱技藝傳至第四代。
“舊不懼爛，新不懼大。”這是王氏幾代人從事裝裱練就的本事。時代在發展，書畫的尺幅也越來越大。在北京畫院裱畫室，王旭和徐建光裝裱完的巨幅書畫卷起來后只能找超長的大公共汽車運輸。但裝裱過程，只有王旭和徐建光兩個人。寂寞之道，不僅在書畫創作，同樣也在裝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