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著積雪，劉崗與劉金鎖攜帶勘察箱急赴案發(fā)現(xiàn)場。

　　第1360次DNA比對
　　“在外人看來，我們的工作很單調，就是反反復復做實驗，其實我們的工作很深奧，時間久了也很有意思，當然也有破案后的成功和喜悅。實驗往往不是一次能成功的，而DNA驗證的準確性要求又非常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容不得半點差錯。”擁有深厚醫(yī)學背景的何力告訴記者，以驗證一滴血跡為例，必須要經過提取、擴增、加樣、上機檢測、分析結果等程序，實驗的基礎時間是7至8小時，往上累加一份樣本需要20到30分鐘。繁瑣的DNA比對實驗考驗的是法醫(yī)的耐心，更是責任心。在DNA實驗室法醫(yī)的集體記憶中，一個歷經65天，累計1360次DNA比對是鐫刻在警徽上屬于他們的永遠榮譽。
　　2012年10月7日國慶長假即將結束，山陽縣民政局退休干部郭某離奇死在自己開辦的棋牌室內。參與現(xiàn)場取證的劉金鎖回憶，“由于進入現(xiàn)場的人比較多，給勘查造成了不小困難。”經過縝密勘查，逐個排除，以及遠赴北京驗證實驗結果，最終確定了犯罪嫌疑人遺留在案發(fā)現(xiàn)場的DNA。但接下來他們面臨的是更為嚴峻的任務。“由于案件其他證據單薄，山陽警方只得廣泛撒網，給我們提供了1000多份樣本進行比對。”劉少功告訴記者，65天里他們從沒有休過一個周末。“做到最后我們感覺都快沒信心了，但每次想到自己肩負的使命就是揭露犯罪和證實犯罪，怎么能放棄呢。我們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堅持做到了第1360個，終于比中一個嫌疑人，使此起命案成功吿破。”
　　“60多天的加班加點值得，沒有白費。”31歲的王娟感慨道。作為實驗室里唯一的一位女性，王娟也是一個4歲孩子的媽媽。繁忙的工作讓她很少有時間陪伴幼小的孩子，經常不得不請鄉(xiāng)下的父母來幫忙照看。“雖然我們的工作熬通宵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們4個經常在一起說，我們干的是一份伸張正義的工作，光榮。”王娟爽朗地笑著說。
　　DNA數據庫里尋親人
　　“DNA技術有兩個基本作用，一個是‘同一認定’，另一個是親子鑒定。而2010年全國開展的打拐行動中，DNA數據庫幫助很多父母找到了他們失蹤多年的孩子。DNA技術發(fā)揮了它在偵破刑事案件之外的另一個重大功能，圓了很多丟失孩子的父母多年的心愿。”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主任劉崗告訴記者。
　　2011年，山陽籍女子賀某某來到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DNA實驗室，講了一個讓人心酸的故事。20多年前，年輕的媽媽帶著自己兩歲的孩子到北京探親，在車站里，因旅途困頓媽媽睡著了，醒來時身邊的孩子早已不見蹤影。悔恨不已的母親帶著對孩子的無限牽掛尋遍全國各地，也沒能找到她的孩子。“我們集體去看電影《親愛的》，哭得一塌糊涂。因為我們比其他人更有感觸，來到我們這里的父母，他們在看到一絲希望之后眼睛里的那種期許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催促我們責無旁貸，一定要盡力幫他們尋找孩子。”劉金鎖說。
　　“DNA數據庫將失蹤人員及親屬信息錄入全國打拐數據庫，然后進行‘盲比’。賀某某夫婦的DNA信息很幸運地與一個甘肅的男孩比對成功。”何力告訴記者，他們迅速與甘肅警方進行了數據交換，結果讓人喜出望外。等在DNA實驗室里的賀某某喜極而泣，為了這一場漫長的尋找，青絲變白發(fā)，而DNA數據庫讓她最終找到了親人。
　　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程書民告訴記者，DNA實驗室成立前，商洛無法進行生物物證鑒定，每次都必須到省公安廳或者公安部進行鑒定，浪費了大量的警力、物力、財力和時間。自從DNA實驗室建立后，對一批殺人案、強奸案、搶劫案、盜竊案等重大疑難案件的偵破起到了關鍵作用。另外，DNA技術對災難事故中的身份認定及親子鑒定也起到重要作用。“下一步，我們在儀器設備配備和人才引進方面還不斷要有一個升級的過程，以更好地助力刑事案件偵破與司法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