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貝娜在北京大學深圳醫院(以下簡稱“北大深圳醫院”)去世。深圳晚報因采訪姚貝娜眼角膜捐獻一事，引發了網絡輿論風暴，此風暴源于網絡上的“偷拍”一說。事件先是在自媒體發酵，繼而在網絡發酵輿論風暴 。

　　昨天，深圳晚報選擇在姚貝娜追悼會結束之后，在頭版正式公布整個采訪經過。采訪當事人深圳晚報編委、攝影記者趙青、文字記者李飛都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做了事件還原。深圳晚報社昨日還就網上謠言發出聲明，保留通過法律途徑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的權利。(以下為本報節選深圳晚報報道)

　　沒有偷拍也沒有偽裝

　　趙青：當時我帶著一個很大的單反相機，一看就是媒體記者，怎么偷拍？我們更沒有必要拍攝遺體遺容，拍攝這種照片絕無可能出現在報紙和我們的網站上，這是一種常識。在深圳，媒體記者進入醫院太平間或者手術室拍攝什么呢，拍攝的是遺體捐贈手術過程或遺體告別的莊重場景，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在深圳也不是深圳晚報一家這么做過。國內外這樣的拍攝都有，我們一般會拍攝醫生鞠躬、告別、獻花的鏡頭。

　　深圳第一位也是全國首位無償捐獻眼角膜者——向春梅，以及很多遺體捐獻者，我們都是這么拍攝的。醫生致敬逝者的畫面，釋放逝者人性的光輝，弘揚社會正能量，多年來這種做法，影響到很多人加入到人體器官捐獻中。深圳市第一座眼庫成立以及我國首部器官捐獻移植法規的出臺，都是公益人士、捐獻者和許多媒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如果知道眼角膜捐獻的重要意義，就不會質疑我該不該在現場，懷疑我拍攝的操守，我也是一個有多年經驗的攝影記者。

　　我們遇到做手術的姚曉明博士時，他手上提了好幾樣東西，還抱著一束花。因為眼角膜捐獻新聞拍攝的工作關系，我和姚博士相對熟一些，其他記者也都認識他。大多數媒體記者此刻都知道姚貝娜要準備手術，只是一般來說會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等待遺體化妝。我就問姚博士是不是快要手術了，他說是的。我說很多記者都在外面等了，這基本屬于客套話。

　　看到他拿了這么多東西，我們就順手幫他拿著，他捧著鮮花，一路往手術室走，我們也就跟著他走。手術室門口有人問姚博士這3個人干什么的，姚博士說是幫他拿東西的，我們就這樣進了臨時手術室。整個過程我們都穿著平時的衣服，相機也隨身帶著，上哪找白大褂特意偽裝去。如果家屬或醫生這時候讓我們回避，我們肯定都會出去，我們用得著偷偷摸摸嗎？

　　“推倒貝娜母親”子虛烏有

　　趙青：進去后，看到里面是里外3間房，臨時手術室在中間一間，很空曠。只有姚貝娜的重要親屬和華誼公司大部分人分別在兩頭的房間里。姚博士一進入現場就專心準備手術工作，并將鮮花放在了姚貝娜的身上，深深鞠躬。職業的本能，我立刻拍了他的獻花和鞠躬場面。姚博士看見我拍，輕聲問你拍什么啊，我說拍你工作啊。他用手指了里面的房間，那你先去問下姚主席(姚貝娜的父親)。我就進里間問姚主席，以前我也見過他的，只是不太熟。他很悲傷，我說明來意，但他很溫和地拒絕說，最好不要拍了，也不要見報。我說好，就往外走。經紀公司的人拉著我要求我刪掉獻花的照片，屋子里很空曠，聲音有點大。

　　我們來到外間把拍攝的獻花照片全部刪掉給他們看了，后來我也就沒進去，這就是過程，沒及時溝通，我深深自責。在整個過程中，根本沒有發生爭執問題，更沒有人高喊新聞自由這種言論。

　　李飛：在發布會正式發布捐獻眼角膜的消息后，我們就趕往太平間。根據經驗，幾十家媒體應該都要去由太平間暫時改成的臨時手術室，而我們碰到了姚博士，幫他拿了東西就跟著他進去了。我用手機拍了些姚博士工作的照片，趙青老師被叫出去了，其間沒有和家屬沖突，更沒有推倒逝者母親。我是文字記者，我考慮還得在那等著準備采訪姚博士手術的結果，所以我還在里面。經紀公司的人后來找到我，問手機如果有照片那也要刪掉。我說好的，很配合地就把手機給對方讓他們全部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