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

　　不同群體對性騷擾的敏感度，肯定是不同的。在包貝爾的婚禮上，伴郎們選擇拿柳巖“下手”，可能也和這種預判有關。

　　包貝爾婚禮伴郎伴娘風波，發展至今，或許可以算是“性騷擾”話語舶來中國后，引發最大撕裂的一次。既往的案例孰是孰非大體一目了然，所以通常不會導致這么鮮明的壁壘對峙。這一次的問題出在哪？

　　此事的復雜性首先在于鬧婚的習俗。保守主義者通常強調習俗的正當性，但女權主義者則會跳過“傳統”這一路障，直接以現代觀念衡量相應的鬧婚習俗是否侵犯了女性權利，如果答案是肯定，則此為“陋習”，斷不能因其有傳統路徑而免于被批判。抵制“陋習”自然有其道理，尤其部分地區鬧婚中甚至有猥褻、性侵的事故發生，需要法律介入。但并不能因此將婚禮中超越平日尺度的一些游戲環節，全盤抵制。通常，當事人對此有一定的接受度，它構成婚禮喜慶的一部分。

　　回到包貝爾婚禮現場，穿著低胸禮服的柳巖被幾個伴郎抬起，嬉鬧著要扔進水中。這個鬧婚的尺度，是不是構成“性騷擾”？支持者認為，拉抬的過程中，低胸的柳巖很容易走光，更何況入水之后。柳巖尖叫即證明此行為帶有強迫性。坦白說，這種說法很難說服我。如果伴郎們不顧柳巖尖叫和賈玲阻攔，仍將柳巖扔下水，此議題的討論價值或許大一點。柳巖的尖叫和賈玲的救駕，事實上在這個未傷大雅的鬧婚環節中，都可以看作是游戲的一部分，尤其是，這個調戲的過程發生在開放尺度比較大的娛樂圈的婚禮上。

　　不同群體對性騷擾的敏感度，肯定是不同的。以某某圈做劃分，自然是政治不正確的，在這里只是出于言說的方便。和不同的人開什么樣的玩笑，一般朋友間會有相應的分寸，譬如我可能會恭維一個衣著大膽的女孩“性感”，但對明顯保守且年長的女性，我就會謹慎措辭。在包貝爾的婚禮上，伴郎們選擇拿柳巖下手，可能也和這種預判有關。

　　這樣的預判，也要看做預判者移情能力的高下。那些認為柳巖受到性騷擾的人其實也在移情，她們將自己置換為柳巖，覺得不能接受這種“調戲”。這其實是比較low的移情，它否決了個體差異。事實上，現代社會保守女性與開放女性間的差異，可能比其與古時被立貞節牌坊的女性的差異還大。符合實際的移情，不是簡單將當事人置換為自己，而是真正理解當事人所在的場景和她的內心尺度。

　　最終的判斷，當然來自柳巖。現有的證據顯示，柳巖工作室在當天下午多次發布通稿，向媒體講述險些落水的經歷，并稱“場面熱鬧非凡”，“逗得全場大笑”。很顯然，柳巖并沒有覺得自己被羞辱或性騷擾了，她將其視為一個可以增加自身談資的娛樂八卦，主動予以傳播。后來的道歉，也只有在這個理路上推導，才不會跑偏。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那些力挺柳巖者是在性騷擾她。

　　普通網友就此案廝殺的厲害，不乏認為柳巖并未被性騷擾者。但意見領袖中，卻更多傾向認為柳巖受到嚴重性騷擾。這或許類似佛教所謂的“所知障”？理論束縛了他們移情的能力。

　　□韓福東(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