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再打一虎，這次落馬的是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張育軍曾歷任深交所總經理和上交所總經理，開了中國“一人跨兩所”之先河。有人評價稱，“中國真正把證券監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張育軍算一個。”著作等身，被稱為“學者型官員”。不過也有人指其作風霸道，開會時“半躺著講話”。
“學者型官員”還是“霸道軍閥”？
9月16日晚，中紀委網站披露，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此前8月初還有媒體報道稱張育軍或將赴央行擔任副行長。
9月17日，新京報記者發現證監會官方網站將張育軍及其個人介紹從領導信息欄中刪除。已到退休年齡剛剛宣布卸任的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莊心一名字仍然保留。同時，有關張育軍的講話與活動鏈接均已無法打開。
此前9月16日，記者查閱中國證監會官網發現，在“證監會領導”一欄，張育軍排名第七，他前面是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以及一名紀委書記，后面還有另外兩名主席助理。因此，他也被稱為“第一主席助理”，備受器重。
中國證監會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據悉，證監會主席助理與別的“部長助理”屬于正廳級的中管干部，排名在副部長之后，高于部門的廳局長，是“準副部級”領導。
據統計，張育軍是證監會有史以來落馬的最高級別的現任官員，也是十八大以來“一行三會”系統被查的最高級別領導干部。
張育軍是名副其實的“學者型官員”，擁有北大經濟學博士和人大法學博士學位，曾出版多本學術著作，得到業內好評。有人評價這位“雙料博士”是深耕細作的典型內行＋專家。
“雙料博士”張育軍曾歷任深交所總經理和上交所總經理，成為證監系統史上第一位執掌過滬深兩大交易所帥印的官員。他曾執掌深交所8年時間，在任上推出中小板并籌建起創業板，隨后轉任上交所總經理。對證券業的各個業務條線，張育軍都很熟悉。
有人如此評價，“中國真正把證券監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張育軍算一個。”或許正是令人認可的專業能力，才讓他像位職業經理人，開了中國“一人跨兩所”之先河。
有媒體報道稱，張育軍“好學”。曾有深交所員工告訴媒體：“周末到單位加班，好幾次看到張總在辦公室學習英語。”
不過，也有報道稱，張育軍在深交所時，有同事稱其“霸道貪婪，軍閥作風，遲早出事”。此外還有媒體稱他“排場大”，有一次跟券商開會的時候都是半躺在椅子上發號施令。他還在與基金經理開會時表示，“未來的犯罪分子就坐在這房中間。”
張育軍或許沒有想到，自己的話一語成讖。
與中信程博明是同門師兄弟
1963年出生的張育軍，于1981年至1985年就讀于西南財經大學，并于1985年至1988年就讀于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俗稱“五道口金融學院”），師從第一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正是五道口的這段學習時光，讓他與日前被調查的中信證券總經理程博明成為了同門師兄弟。
程博明于1984年獲得安徽財貿學院財政金融專業經濟學學士學位之后，就讀于位于五道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1987年獲得貨幣銀行學專業經濟學碩士學位。
由此可以看出，出生于1962年的中信證券總經理程博明正是張育軍的同門師兄。
就在9月15日，中信證券總經理程博明、運營管理部負責人于新力、信息技術中心副經理汪錦嶺等人因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被公安機關依法要求接受調查。在本輪股災期間，中信證券也是此次救市“國家隊”的主力。
因此，有分析認為程博明與張育軍前后腳被調查，此事值得關注。
巧合的是，此前張育軍與程博明均接受過同一個記者的專訪。7月16日，程博明接受《財經》記者王曉璐采訪。王曉璐稱，作為沖在救市前線的證券高管，程博明始終態度堅定地支持采取救市行動。
8月30日，記者王曉璐因涉嫌編造并傳播虛假信息，和中信數名高管一起被調查。
與此同時，證監會發行處的一個處長劉書帆也被帶走調查。此前2014年12月，證監會投資者保護局局長李量涉嫌違法違紀被查。
“救市”時劍指兩融配資
在本輪救市期間，張育軍露面非常頻繁，這與他分管的部門有關系。
現年52歲的張育軍，于2012年9月擔任證監會主席助理，負責分管包括機構部、基金部在內的“大機構”，主管證券、基金、期貨等機構。不過，2014年4月機構部與基金部合并為證券基金機構監管部（簡稱“機構部”）。
張育軍負責的“機構部”是業務創新最多的領域，其中就包括融資融券（下稱“兩融”）、配資。在兩融業務最興盛的時候，余額曾高達2.7萬億元。此外，還有約1.4萬億元的配資，巨量的高杠桿資金，在當時推動了股市的暴漲。
作為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曾不斷督促券商關注創新業務，推動基金業務創新，多次召集券商高管學習互聯網企業。張育軍被外界冠以“創新型官員”稱號。
此后在A股巨幅震蕩的救市行動中，張育軍頻頻露面，被稱為“救市隊長”。據業內人士表示，張育軍集合券商、基金、期貨等機構召開座談會，多次提示風險，并強調兩融風險以及嚴禁券商開展場外配資、傘形信托等業務。
2015年4月16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召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情況通報會。張育軍出席會議，并對證券公司開展融資融券業務提出了七項要求，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參與場外股票配資、傘形信托等活動，不得為場外股票配資、傘形信托提供數據端口等服務或便利。
5月22日，張育軍在調研證券公司時再次要求機構警惕兩融風險。
配資業務也成為張育軍注意的對象。6月12日和13日，證監會連續兩日發聲，禁止券商為場外配資活動提供便利。6月15日一開盤，滬指便大幅低開，開啟了本輪暴跌行情的序幕。因此，滬指也從5178點高位的“急剎車”，引發了一連串的資金恐慌性出逃，股指雪崩式墜崖。
面對如此“意外”的局面，7月8日，張育軍召集多家券商負責人開會，對維護市場穩定提出五點意見。此后，從第三方信息接入、反思程序化交易、清理兩融業務等7個方面提出了反思意見。
據媒體披露，上海某家大型券商由于救市不力，在一次會上被張育軍當眾點名批評。
“總要有人為市場大跌負責”，一位證監系統人員對此表示。
曾指“金融史是詐騙史”
作為一名學者型官員，張育軍發表過不少讓人印象深刻的言論。2015年4月15日，在中國證券業協會舉辦的“互聯網+資本市場”培訓研討會上，張育軍表示，人類金融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詐騙史。
張育軍強調，互聯網+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嚴守監管系統制定的合法合規底線，尊重金融客觀規律，才可能健康長遠發展。尤其不能一開始就走偏了。要守住6條底線，其中包括：不得非法集資、不得非法吸收存款、不搞資金池、不得非法保本保收益、不搞利益輸送、不搞內幕交易。
讓張育軍得到業內一致肯定的，是他在2014年撰寫的《金融危機與改革》一書。他在書中寫道：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政府大有可為。政府可以建立預警防范機制（指數熔斷機制），做好應對危機的政策儲備（降準、降低交易費、持股一年股息紅利免稅等），引導市場預期，緩解社會恐慌（證監會發言維穩、國家隊救市）。
同時，他指出政府應果斷采取各種應對措施，切斷危機的關聯及傳染渠道，減弱危機強度（暫停IPO、嚴管股指期貨）；通過臨時監管干預以及利率、匯率等金融政策工具拖延或轉移危機，以爭取時間和空間。
對比6月以來央行、證監會等部門采取的救市措施，與張育軍在一年前所著的這本書里都有提及，幾乎一一對應。
張育軍在《金融危機與改革》一書中還指出，金融危機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難得契機。每一次金融危機后都會產生一輪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產生于最嚴重的危機之后。
張育軍被查，也許是此次股市危機帶來的一次變革機遇。
新京報記者金彧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