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府倡議下將要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從最早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地區性嘗試逐步成為重塑國際金融秩序的事件。
它本來是一個愿意向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的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多邊開發機構，意在打破亞洲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總體短缺的僵局。隨著最近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的加入，它正在逐步變成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亞洲開發銀行三足鼎立的多邊合作機制。
中國積極推動亞投行的建立，一方面自然是為亞洲區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以加快該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但不可否認，中國本身也從中受益頗多，具體可能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對于這些好處，我們不必諱言，畢竟中國搞的是“市場經濟”不是“慈善活動”）：
首先，亞投行是中國建立國際金融新格局的嘗試，旨在提高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中國的國際金融話語權與其現在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早已不匹配。但是，由于美國霸權地位的存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十分艱難，因此“另起爐灶”對中國而言無疑是個“曲線救國”的好辦法。
其次，在亞投行的資金支持下，中國企業可以獲得更多海外工程承包項目，增加中國技術與設備的輸出，并且基礎設施建設一旦完成實現區域內“互聯互通”、形成統一市場，中國不僅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的機會增多，亦可以向勞動力廉價、資源豐富的國家轉移一些需要淘汰的成熟產業。
第三，亞投行可以解決中國外匯儲備的利用問題。中國超額的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一個負擔。出于保值、增值的考慮，中國外匯大多被用于購買美國的國債，然而，中國不但沒能借此對美國施加任何影響，反而染上了國債“毒癮”。而基礎設施投資，作為一種軟實力，對資金需求國有著很大的影響力，這也是為什么美國能一直通過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輸出外交政策。同時，雖然這種投資周期長，風險大，但極具吸引力的高回報率能有效提高中國閑置資金的利用率。
第四，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上世紀50年代，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外提供大規模援助和貸款，成功實現了美元的國際化。中國也可以借鑒此經驗，利用亞投行的投資業務帶動人民幣走出去，促進人民幣貿易結算，增加亞洲國家對人民幣儲備的需求。
美國認為亞投行將削弱世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而且對中國主導的這一地區性政府間國際組織在環境標準、公平競爭以及貸款規則方面的透明度與治理水平能否達到國際水準表示質疑。美國這么做的根本動因應該是為了鞏固其在國際金融體系的霸權地位而唱衰中國。亞投行的建立，必然會降低亞洲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度，而眾所周知，“誰控制了資金，誰就控制了一國發展”，因此美國金融霸權地位的削弱也可能會對其重返亞太、推進其“再平衡”戰略產生不利的影響。
但出乎美國意料的是，其盟友（先有英、法、德、意等歐盟成員國，而后是韓國）紛紛加入亞投行。截至3月28日，已有39個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世界銀行行長更是直接與美國政府唱反調，表示支持亞投行并希望與其合作。在這種境況下，不難想象美國的尷尬和窘迫。
與此同時，外國媒體的態度也很微妙。西方眾多主流媒體，如《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彭博》和《衛報》均認為美國在亞投行一事上越來越被動。完全沒有了以往指責中國的氣勢。中國此次亞投行的舉措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支持，原因可能如下：
其一，基礎設施投資往往被認作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力之一，而亞洲落后的基礎設施成為其發展的嚴重桎梏，但無論是世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無法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的資金需求。美國雖然享有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卻一直沒有盡到相應的義務。因此，亞投行的設立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是利好，對發達國家也是一個雙贏的選擇，可以擴大跨國企業的投資機會、拉動全球經濟增長。
其二，亞投行或可倒逼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過度金融化以及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危險性，但改革的步伐非常緩慢，據報道目前全球海量資金依然在金融領域流轉。亞投行等區域金融機構的興起，多少能激發傳統國際金融機構的競爭意識，逼迫其不得不改革，例如世行和亞行最近都宣布了大規模的改革計劃，世行將要減員增效，亞行則許諾簡化流程。就算亞投行不能推動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資金流入基礎設施行業而非債券領域，也可以防止引發全球債券泡沫經濟。
其三，在亞投行成立之初便加入，可以參與制定其運作規則，確保其公平性和透明度。許多外媒認為，通過加入亞投行而對其規則和運營、以及中國的行為進行監督，要比站在一邊說風涼話有效實際的多，這也是英國等國家加入亞投行的重要初衷之一。而且，中國截至目前的一系列姿態，如聲明中國不存在一票否決權（與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比），都讓許多國家“安心”了不少。
無疑，亞投行的前途很光明，但需要解決的難題也不少。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如何把握亞投行的性質和定位。對于風險較大的項目，該如何平衡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發展的雙贏，這可能也是擺在各成員國（尤其是占主導地位的中國）面前的另一大難題。其次，為了確保項目的成功，亞投行也必須制定一套完整的規則，明確項目盡職調查、施工方招標、設備采購等方面的要求。對此，有人建議借鑒世行的經驗，但據我所知，世行的前期調研耗時非常久，而且貸款條件也非常嚴苛，因此亞投行在制定規則時應注意項目質量和效率的平衡。再有，國際工程項目的通行慣例是融資方不對項目的質量和進度進行監督，畢竟對項目進行考察，必然增加成本，因此亞投行需要考慮是否要保留對工程的監督權。
從戰略上講，亞投行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未來一旦發現其存在任何治理、腐敗等問題，都可能會對中國謀求大國地位產生災難性影響。因此，中國應積極與其他國際或區域性金融機構協商和溝通，充分借鑒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經驗，以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且中國也應學習如何掌握亞投行帶來的“軟實力”，做到在承擔大國責任和領導地位的同時，不引起資金需求國和其他成員國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