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意與殘忍之間》很可能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許紀霖出版過的篇幅最短的一本書。這本書被收入重慶出版社出品、李銀河女士主編的“知識分子叢書”。按照出版方的定義，“知識分子叢書”的收錄對象是活躍在當代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識分子，每冊每人各選取十萬字“對自己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的私人記錄”。
全書收入了三類主題的文章，一是反思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二是評述王小波、王元化、李慎之等已逝的知名知識分子；三是從辛亥革命說到中國崛起，討論中國富強背后需構建的政治和社會倫理。按照叢書主編李銀河女士的說法，這套書要求作者選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許紀霖選入的以上三類主題的文章，其用意可能在于：提出問題（知識分子的困境與墮落，既是社會困境與墮落的結果，也固化了社會困境與墮落）；找出示范（杰出的獨立知識分子）；闡述倫理原則與要求。
許紀霖早在1997年就撰文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按照成長年代進行了劃分，大致分為六代，他認為前三代與后三代知識分子中都出現了“過渡-開拓-陳述”的知識結構，以及相應的啟蒙探索精神的演進特征。在2010年寫就的《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文中，他進一步提出，當代掌握學界與公眾輿論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出現行為等多方面失范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內在的倫理感，也沒有感恩之心，“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去發對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虛驕”。
大學校園是聚集知識分子的地方，也因此成為接連曝出知識分子失范現象的發散地。要解決知識分子的困境與墮落，需要從校園入手，首先著眼于制度改革。許紀霖所希望的改革，是推動實質意義的去行政化改革，真正實現教授治校，但他也承認，民意對知識精英的道德并不放心，因而需要重建知識分子的內部行規，即清議、信用體系，使學術共同體發揮自律作用。當然，這很可能是一項過于理想化的操作建議，特別是在資本、市場而今更為重視對知識生產上游環節的影響的背景下，顯得難上加難。
盡管如此，要實現知識分子的突圍，避免知識分子或主動或被動卷入過多的失范，需要有理想主義的支撐。即便人生充滿荒誕感和虛無感，也要拿出勇氣和毅力進行探索。許紀霖在史鐵生去世后撰寫文章指出，人要更勇敢的面對人生的困境和殘缺，自己要懂得賦予生活、命運以意義。毫無疑問，在這里，許紀霖所闡發的，也是對于知識分子命運、角色、使命的一種理解，“當意義的呈現從終極目的轉向實踐過程的時候，當目的被消解而過程被空前地凸出的時候，理想主義終于立于不敗之地，（知識分子也將）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棲身之所。”《在詩意與殘忍之間》一書收入的評述李慎之、王元化等已逝杰出知識分子的紀念文章，也提出了類似的主旨。
辛亥革命之前，中國知識界曾出現激烈的立憲與共和之爭，但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場革命的勝利僅僅帶來了形式上的憲政共同體，而沒有構建起共和政體所賴以存在的正當性基礎，這就使得民國從一開始就帶有政治與社會倫理缺失的重大缺陷。而今，關心改革發展問題的人仍然不太重視“如何解決心靈秩序的危機”，即倫理缺失問題。也因此，知識分子及其智識必然以實用為導向，像王元化、李慎之那樣形成獨立思考，關注倫理問題的思想家，注定是被邊緣化的、孤獨的。許紀霖在書中指出了自由主義者常常走入的一個誤區，即推崇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卻忘記了這種社會模式最容易誘發出支持威權主義的因子。（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