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15年來一直研究中國的腐敗問題及反腐敗建設，他還曾在我國內地和臺灣地區多所知名高校擔任訪問教授。魏德安所著的《雙重悖論》一書，提出了一個在國內學界頗顯“敏感”、國外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常常予以誤讀的問題：為什么中國改革開放后，明顯增多的腐敗問題，沒有影響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講，腐敗在局部的加劇，并沒有出現經濟學家通常認為的導致發展放緩乃至停滯，相反還刺激了增長？
面對這樣一個雙重悖論，國內外學界給出的解讀通常包括三種答案：
一是堅稱中國近幾十年來的增長是一種假象，數據并不真實，沒能反映出腐敗帶給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危害，一些國外學者甚至因此長期堅持“中國崩潰論”；
二是部分國內學者根據一般的經濟學理論（腐敗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及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現實，逆推而否認中國國內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
三是劃分腐敗的不同類型，認為中國發展中滋生的腐敗特征，有別于拉美、非洲許多國家。不少經濟學家就認為，在體制改革逐步深入的情況下，行業、企業、地方加快發展，不可避免涉及違法違規，貪腐官員會為外企、民企進入受管制領域大開方便之門，甚至有人公開宣稱“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
魏德安對腐敗問題的基本看法是，從來就不存在所謂的“良性腐敗”，腐敗一定會阻礙經濟發展；因體制改革緩慢、不到位而為企業、資本提供特殊便利的官員的腐敗行為，仍然是可恥的掠奪性腐敗，其腐敗行為必然將隨著經濟發展而深化，如不管控，將深入政府和經濟的肌體骨髓，最終引發體制崩潰和社會動蕩。
顯而易見的是，忽略腐敗，而在一定階段擁有較快經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增長是極其不穩定的，還將通過拉低政府質量，進而削弱政治合法性。這就是為什么腐敗嚴重的國家，經常因為短期經濟發展困境而引發動蕩，反過來，在治理清廉的國度，民眾對于政府治理不力表現出的不滿停留于抗議和選票，而很少出現更激烈的騷動。
腐敗的更大危害在于，社會陷入高度分化，階層矛盾加劇，社會成員之間、利益集團之間體的博弈趨于非理性化（即零和博弈），出現大量的仇視怨恨、恥辱傷害和相互懷疑，并進一步觸發社會分化、不平等、相互不信任和腐敗蔓延的循環。腐敗帶動的這種逆向循環中，沒有人或者利益集團能夠成為永遠的優勝者，獲勝只是暫時的，爭奪卻是長期的。因此，暫時的勝利者會千方百計鞏固腐敗帶來的收益和權力，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剝奪對手的利益；那些曾被剝奪的對象，一旦成為優勝者，也將效仿對手的方式。可以說，腐敗會讓社會智慧和資源越來越多的投入到無助于增加社會總財富的內耗之中，是一種最糟糕的社會狀態。
魏德安在書中介紹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1960-1990年代經濟騰飛時期的政府高度腐敗現象，并指出，盡管日韓臺的執政官員與企業界形成了發展聯盟，表面上沒有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但遺留的問題是極其嚴重的，非但因政治腐敗加劇了政局不穩定、社會對立，并且還造就了一大批掌握壟斷優勢的財閥，這反過來加劇了民主化進程后的政治腐敗、官商勾結。認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東亞、東南亞國家，民主政體下的利益集團博弈往往會呈現出歐洲和美國很少見到的激烈狀態。激烈斗爭不是民主政體的產物，而是轉型時期腐敗問題誘發的后遺癥。
更有說服力的例證是非洲和拉美的許多國家，這些國家出現了普遍化的退化性腐敗模式，執政者的統治甚至被稱為“盜賊統治”，穩定的掠奪機制被建立起來，最大化的榨取經濟資源，因而在連續多年經濟快速增長之后，“突然”陷入經濟和社會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