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年初提出的“精準醫學戰略”（又稱“精準醫療”）成為時下國內醫學界最受關注和熱議的話題。今年3月以來，國家衛計委和科技部先后召開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論證啟動精準醫療計劃；精準醫療還擬被列為“十三五”健康保障發展問題研究重大專項課題。專家認為，這將為我國醫療模式帶來全新變革，精準醫學時代已經到來。

    在傳統經驗醫學范式下，盡管我國醫學水平不斷進步、醫療服務不斷改進，但仍面臨醫療衛生資源總量不足、質量與效益不高、結構與布局不合理、服務體系碎片化等困局。尤其是傳統經驗醫學遭遇“不確定性”技術瓶頸，造成醫療資源浪費和醫療效果不盡如人意。美國醫學研究機構數據表明，美國醫療系統每年因不必要的診治、無效醫療、預防失誤等原因而造成的浪費高達7500億美元，大體相當于醫療總開支的30%。而我國在醫療行業規范不健全、醫療資源不共享、以藥養醫的逐利機制盛行等情況下，不合理醫療耗費則更為嚴峻。2013年，中國衛生總費用逾三萬億元，醫保基金支出占比超30%，預計約有1000億元以上的診療費用以及1000億元以上的藥費為無效支出。

    有鑒于此，系統優化臨床診療策略和方法、合理分配醫療資源，構建高品質、高效率和高效益的現代醫療服務體系成為我國當前醫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精準醫療成為不少專業人士和醫療機構的選擇。

    事實上，我國在精準醫學方面已有實際應用。早在2006年，我國著名肝膽外科專家、現任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執行院長董家鴻在國際上率先提出“精準外科”理念并付諸肝臟外科實踐。董家鴻告訴記者，近10年的臨床實踐證明，“精準肝臟外科”理念在顯著提升外科治療效果的同時，降低了醫療成本并提高了醫療效率。僅以大范圍肝切除治療肝癌為例，與傳統手術相比，接受精準手術的病人術中輸血率降低近一半，術后肝功能不全的發生率降低了一半，術后平均住院時間縮短1/4，術后3年生存率提高了22％。

    董家鴻認為，精準醫學是集成應用先進科技手段和系統醫學方法，科學認知人體機能和疾病本質，系統優化人類疾病防治和健康促進的原理與方法，是構筑支持最佳醫療實踐的知識和技術體系。精準醫療則是精準醫學理論和技術體系在醫療實踐中的應用。

    所謂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是以個體化醫療為基礎、隨著基因組測序技術快速進步以及生物信息與大數據科學的交叉應用而發展起來的新型醫學概念與醫療模式。其本質是通過基因組、蛋白質組等組學技術和醫學前沿技術，對于大樣本人群與特定疾病類型進行生物標記物的分析與鑒定、驗證與應用，從而精確尋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療的靶點，并對一種疾病不同狀態和過程進行精確分類，最終實現對于疾病和特定患者進行個性化精準治療的目的，提高疾病診治與預防的效益。

    董家鴻認為，隨著精準理念向臨床醫學各個專業領域迅速滲透，在不遠的將來，以最小損害和最低耗費去獲得最佳療效的精準醫療范式將涵蓋整個醫療體系，這一范式能讓整個社會群體的健康效益最大化。

    為加快精準醫療理念在各專業領域和各醫療機構的推廣應用，早在2013年初，董家鴻就曾向政府建言：在我國構建和應用精準醫學理論和技術體系。他建議設立精準醫療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整合優勢資源，針對我國常見病和疑難病的診斷治療，進行系統的理論和技術創新性研究，建立和推廣應用精準醫療這一科學的醫療體系。其次，應該將精準醫療作為提升國家醫療品質和效益的重要戰略，納入國家醫療行業發展規劃，在醫政部門支持和指導下，以全國醫療行業協會為主導，組織專家制定精準醫療理念指導下的疾病診療規范、臨床實踐指南、臨床路徑、醫療質量和效益評價體系，全面推動精準醫療在縣級以上醫療機構的普及和應用。最后，加快精準醫療器材的自主研發。建立一批具有專業特點的國家級精準醫療器材研發中心和健康科技孵化器，組建理工醫結合、產學研一體化研發團隊，加速研發以數字化、智能化、高精度為特征的新一代醫療器材，如高精度能量外科器械、微創外科器械、數字外科系統、組織工程和生物材料技術，醫學分子影像技術等，逐漸改變我國對進口醫療器材依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