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北大副教授與女留學生”新聞，再次占據各大門戶熱聞點擊榜前列。從職業規范或制度建設角度看，這則校園新聞，是完全可以被當作一個剖析標本的。

　　因師生戀，或師生間不正常的曖昧兩性關系，而引起的糾紛和血案，這些年頻現報端。凡此種種，已一再提醒，校園特別是高校需要對師生間超越師生關系的情感或身體接觸，有一個職業性、制度性的公約規范。

　　為何說這對高校而言，迫在眉睫？是因為在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不管是在軟性的師德引導還是強制性的中小學教師行為職業規范方面，對于教師“不得索要或收取學生及家長的禮品、禮金，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等，教育部門這些年已有過多次類似的明文禁令——特別是在一度頻發的校園幼女性侵案之后。

　　雖然“教師不得性侵猥褻女學生”等條例，簡直像是荒誕的黑色幽默，一再遭評論人嘲諷。但至少紙面上和規制上有此職業禁令。而且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觸犯刑法，也有刑律接檔。而高校中，雖為師生，但卻都是成年男女，戀愛自由，貌似好像不該有過多道德或律法規制約束和干涉。

　　但北大余萬里這個受害者眼中的“禽獸”，或許極端，或屬特例個案，但是正如受害女生所言，還是覺得學校處分太輕，更主要是希望不再有后來者上當受害。她這個要求，并不過分。要保證實現，就必須有高校范圍內互認的制度性規范，而非清除某一害群之馬這么簡單。

　　是否該對從業教授在“師生戀”方面有個基本的職業性公約規制？取決于成年師生間戀愛，是否果真完全對等自由？如果雙方真正權利對等，則戀愛自由，各負其責即可。但現實是雙方地位不可能平等。教師往往在如考試權、評價權、推薦權等方面掌握生殺予奪的權力。

　　是否以此裹挾感情甚至誘奸、性騷擾女學生，或是個體“禽獸”之舉，但若有群體公約職業規制，則也可大大降低個體“禽獸”作案為害概率，對整體高校教師美譽度也是兜底性維護。而且，要保證規約強制性和執行力，還不僅是對涉事教師而言，對當事學校也該有所責任追究。如果有包庇護短行為，該校也該受連帶懲處。這時就應是教育主管甚至司法部門介入。只有在職業共同體和行政主管甚至司法機關三方聯動的情況下，高校中某些以權謀色的出格“師生戀”，甚至如之前“誘奸”或這種有違職業倫理甚至涉嫌違法的“禽獸”行為出現概率，才有望真正消減。　□李曉亮(華西都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