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向知識價值致敬”的《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把一些游走在校園與企業之間灰色地帶的高校教師兼職創業的“天花板”捅開了一個更大的口子。

　　近年來，擋在學校和企業之間那扇半遮半掩的門，正在一點點被打開，與此同時，官方語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放在前幾年，大學老師兼職開公司還得掛個親戚的名字遮遮掩掩，如今站在大學講臺上的教授已經可以高調地亮出自己的兩種身份。

　　“允許科研人員從事兼職工作獲得合法收入” “允許高校教師從事多點教學獲得合法收入”的新政，又一次在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是繼“允許科研人員在職離崗創業”等一系列“松綁”政策之后，又一個旨在釋放科研人員創業活力，讓尊重人才不再只停留在口頭上的重磅舉措。

　　事實上，為了讓科技成果轉化成實實在在的生產力，從中央政府到各地以及高校近年來不斷推出各種政策，從“徹底放權”到“完全讓利”，就是要打通從科技到經濟中最重要的一環——激活科研人才的活力和激情。

　　盡管政策的口子越開越大，可落實到每一個高校科研工作者身上，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政策的紅利？中國青年報記者深入全國多所高校采訪了解到，不少高校科研人員依舊心存疑慮，這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導向性政策尚缺乏一系列配套實施細則，到底能產生多大效力，不少人仍在觀望。

　　政策一再“松綁” 為何還邁不開腿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是個老話題，很多學者都在感慨，“這兩年，科技成果轉化的大環境已經好多了”。

　　巨大的改革力度背后是清晰的國家意圖，即解決科技經濟“兩張皮”的困境，用科技力量去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新的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發展。

　　不少高校科研工作負責人都表示，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在法律和政策層面上已經對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給予了足夠的保障。一位高校科研院院長說，“政策上能想到的，都給了；利益上能讓的，都讓了”。

　　那為什么高校科研人員還在猶豫？ “國家導向性政策出臺后，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仍缺乏有針對性的扶持細則。”天津大學宣懷學院副院長、博導鄒強認為，政策沒有問題，問題在于落實。現在特別需要對導向性政策的權威解讀，目的就是要先設定出明確的法律邊界，“讓法律來保證科研人員在政策執行中的各項行為不跑偏”。

　　“政策太多，有的放、有的管，之間邏輯關系不清晰，誰敢隨便動？”看到“放開高校教師兼職兼薪”的新政，一位高校學院的院長笑稱，“也不知自己該不該做，干脆先不做”。因為按照國家對干部管理的相關文件，要求領導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或持股，“而在高校，很多學科領軍人物或學術帶頭人，往往都兼有行政管理職務”。

　　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一位負責人曾對媒體形象地形容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有的管理部門是“沖沖沖”，有的管理部門則是“守守守”……

　　前面放權，后面照舊嚴管，類似政策和制度不配套的問題依舊存在。因為各部門文件要求不一致，甚至存在沖突，一項新政出來，其他相關部門的制度沒跟上，導致最終傳遞到大學校長、科研人員身上的只能是“等等等”。有學者稱，“政策是方向性的，每個個體的情況又是千差萬別的，由于成果轉化涉及利益關系復雜，很多人都擔心沖得太快容易犯錯誤”。

　　很多學者都談到，能否列出一個“負面清單”，綜合各方面政策，專門針對科研成果轉化，明確哪些人、哪些事不能做，避免觸碰紅線，也讓大家不再一味“等等等”。

　　此外，高校和科研人員之間的權責關系，一直是“剪不斷理還亂”。鄒強說，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專業技術人員掌握的科技發明成果絕大多數都屬于職務發明，其中很多知識產權問題仍未厘清，直接關系到兼職或創業收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自身動力不足 科研成果價值不高

　　比起制度設計的不夠完善，更大的問題在于高校科研人員自身動力不足。

　　“讓高校教師出去創業，失敗率比大學生創業低不了多少。”一位青年教師直言，一項科研成果從實驗室到工廠再到市場，是一個很長的鏈條，要想成功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對高校科研人員而言，熟悉的只是鏈條中的一段”。

　　創業的風險和收益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機會成本。在他就職的高校中，如果一門心思在體制內搞科研，本身就有不錯的待遇和發展前景。比如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和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等，能拿到很多年薪，且能享受高額的安家費和科研項目啟動費，“這些都是持續穩定，看得見未來的”。

　　事實上，為了打消高校科研人員創業諸如此類的后顧之憂，近兩年國內有不少地區和高校先行先試地出臺了類似政策，如北京“京校十條”、湖北“科技十條”、南京“科技九條”等，其中明確規定“3年內保留原有身份職稱，檔案工資正常晉升”等優惠政策。但一位高校科研處負責人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因為這些政策松綁而真正選擇停薪留職走出去的教師，還是寥寥無幾。

　　“學校是給你保留了崗位和身份，可出去容易，回來太難了。”清華大學一位青年教師說，雖然學校對老師離崗創業沒有什么限制，但一旦離開了科研崗位，幾乎不可能再回來跟上學術發展的節奏。這意味著，未來你在學術上難有建樹，“人家天天搞科研，到處參加學術交流，你中斷了好幾年，就很難再追上”。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學術和科研成果轉化，仍在兩條路上跑。目前，高校在對教師的評價中，仍沒有將科研成果轉化帶來的社會價值，計入考核體系。甚至有人說，“搞成果轉化，除了或許可能掙點錢，對自己的發展毫無用處。”

　　發論文、評職稱，依舊是讓高校教師圍著轉的指揮棒。“高校當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為什么難改？那是因為對高校的評價依然沒變。”一位高校科研處負責人表示，沒有誰用科研成果轉化對社會的貢獻價值來考核高校，而高校在排行榜上的位置，直接決定著能獲得多少資源和經費投入。

　　此外，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是，我國擁有世界第一的專利數量，以及世界第二大規模的研究論文數量，但巨大的科研力量，卻沒有讓相應規模的成果轉化到經濟上。

　　有人直言，“專利多，是因為中國的大學教授做出來一個成果，一般都會去申報專利。而這些科研成果從立項開始，就瞄準發論文、評職稱，而非市場。”甚至一些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的小課題，只能稱之為“偽科學”，最終轉化不出去，因為本身就沒什么價值。

　　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曾公開表示，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大學里有很多高新技術還鎖在教授柜子里，“而是值得轉化的東西太少”。

　　對此，不少學者建議，應進一步完善考核機制，把科技成果轉化對社會產生的價值大小，作為一種評價標準，納入教師職稱評定和日常考核體系中。這樣一來，能直接從源頭上提高科研成果的質量，讓科研人員不再只為發論文而搞研究，讓他們在施展才華的同時，又能得到公正的評價，真正實現“名利雙收”。（胡春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