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航失聯”也許是人類航空史上最詭異的事件。幾個月以來，除了搜救行動之外，一個引人關注的焦點是中國媒體在此次新聞報道中不盡如人意的表現——但我認為，不能因此而責備新聞記者，而是要深刻分析我們的新聞學教育。
20世紀90年代后期，伴隨著中國媒體市場化進程和高校擴招步伐的加快，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大量的新聞傳播學院如雨后春筍般成立。原有的“北人大南復旦”格局被迅速打破，北大、清華等高校逐步恢復了曾經的新聞與傳播學院。和傳統院系單純以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為基礎的教學不同，新成立的新聞傳播學院大多數從本校或外校的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等相關院系抽調人手，組建專業和教師隊伍。課程除了繼續講授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原理外，還引入了不少西方傳播學的理論和方法。由于記者一向是中學生最向往的職業之一，新聞傳播專業受到了許多學生熱捧，成為僅次于金融學的熱門文科專業。需求旺盛，再加上成立門檻低，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使中國新聞學教育呈現出空前繁榮的盛況。
然而，進入大學之后，許多選擇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感到失望。新聞傳播學院被普遍視為“水院”，課程被普遍視為“水課”。
其實，是這種經由拼湊而快速上馬的方式，對中國新聞學教育造成傷害。新學院一方面由于缺乏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基礎而弱化了對學生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的訓練，另一方面，也沒有構建起西方傳播學理論賴以產生的實踐基礎，由此炒成了一盤新聞傳播教育的“夾生飯”。新聞傳播是實踐性極強的專業。一流的美國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教師，絕大多數都有在新聞第一線從業的經歷，并且給學生提供了許多實習機會。但中國許多高校的新聞專業教師，本身就缺乏在新聞實踐中的從業經歷，研究的重點也側重于理論和歷史研究，只會習慣性地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授現成的知識，總是使學生習慣了從有到有，而不知怎樣去無中生有，只會習慣性地要求學生去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做事，并習慣了教給學生新聞寫作的技巧和用于描述事實的工具，卻很少教會學生如何根據實際情況靈活使用這些技巧和工具，特別是很少使學生掌握分析數據的能力。如此，當然不能給學生帶來鮮活而真實的新聞學教育。
因此，并不奇怪中國記者會在馬航失聯事件的報道中如此疲軟，因為一線的記者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后的大發展階段里接受了這樣的新聞學教育。所以，不要去批評他們，而是應當反思中國的新聞學教育——也許我們亟須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改善：
首先，要盡可能提供各種機會，訓練學生在真實的世界中獲取資訊的能力。也就是說，實踐教學是新聞傳播學院教學的核心。學生們必須經常性地置身于各種真實的新聞場景之中，必須能夠熟練使用各種設備，他們在學校里使用的設備應當和他們日后在工作崗位上使用的設備一致。在這方面學校要舍得投入。有些學校因為擔心設備損壞而不允許學生使用，這也許是世界上最荒唐的理由。實際上，對于新聞學專業的學生們而言，他們在大學里所學到的，并非是背誦書本上已有的結論和知識，能夠在考試中獲得一個不錯的分數，而應當是自己從真實世界中感受、體悟和推導出來的知識和能力。
其次，應當將數據的發現、搜集、整理、分析和使用列入新聞傳播學院的重要教學內容，在大數據時代尤其應當如此。也許這需要其他學科的強有力支持。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從統計局或其他機構和學者的數據庫中獲取需要的數據，而應當學會如何在沒有現成數據的情況下去發現和搜集數據。這也許是最困難的事情，但一旦學會了這種本領，則終身受益。此次《紐約時報》的記者們之所以能在馬航失聯后的第一時間就寫出18篇分析和報道文章，靠的就是這種“硬”功夫。
第三，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教給學生那些前人已經知道的事實和知識，而應當使他們掌握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說，作為未來的新聞記者，你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指令去完成任務，你必須學會無中生有；即使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該怎么辦的情況下，你仍然能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向、思路和辦法。
這些能力恐怕都不是從書本上能夠得到的，需要根據未來技術進步和世界新聞格局的變化重新設計課程體系。顯然，未來的新聞學教育必須更緊密地與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或許還有自然科學——聯系在一起，而相對弱化純粹文科寫作方面的訓練，盡管新聞寫作仍然是記者最基本的能力要求。也就是說，面對快速變化的外部世界，我們所提供給學生的新聞學教育，不能再是傳統意義上文人氣、書生氣和學生氣十足的書齋教育，而應當帶一點英雄氣、江湖氣和豪俠氣，為學生提供的是真刀真槍的新聞實戰訓練。
也許，上述問題也不僅僅存在于新聞學教育之中，在其他學科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為了高考而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我們的學生早已習慣了去做那些已經有人知道答案——而且是唯一答案——的題目，對于那些完全沒有人知道答案的問題，當然不知道該怎么面對和處理。為什么我們的創新能力日漸弱化，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秦春華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