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廢爭議突然就讓“211”、“985”工程成了焦點。
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土壤，“211”、“985”同樣不例外。作為我國現代化目標的重要推動力量，高校始終是國家整體戰略的一部分。兩大工程推行十幾年，我國高等教育獲得長足發展。但不可否認，作為歷史的產物，到了今天，這兩大工程本身有了種種問題，急切需要趕上時代發展的腳步。
如今，到了停止爭議，拿出改革時間表的時候了。
問題不在是否撥款，效率最大化才是關鍵
“從世界范圍來看，建一流大學的口號并非我國獨有，可以說是本世紀初的一股國際潮流。”現任教于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對“985工程”頗有研究的年輕學者丁嵐，在她已經發表的論文中這樣認為。
2011年畢業于湖南大學經濟學院應用經濟學專業的丁嵐，博士論文做的就是“‘985工程’實施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從經濟學視角考察分析了這項耗資巨大工程的資源配置效率問題。
丁嵐在論文中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科研資源配置正在向合理方向轉移，不過“仍未能通過合理配置資源實現科研生產效率的最大化”。
論文結尾，丁嵐特別感謝她在湖南大學時的指導教授趙躍宇，趙躍宇對“985工程”一些關鍵問題的探討和指導對丁嵐完成論文起到了幫助。趙躍宇時任湖南大學副校長，當年9月升任該校校長至今。
湖南僅有的三所“211”、“985”雙料高校中，湖南大學便是一所，引發此輪“211”、“985”存廢之爭風暴的中南大學，則是另一所。
11月15日，存廢爭議正酣時，趙躍宇受訪時態度鮮明，明確指出這兩大工程對促進大學快速發展，“作用是巨大的。”趙躍宇稱，這一結論的重要依據之一，來自幾年前該校博士生所做的研究，他與這位博士生的導師經過討論，確認了上面提到的結論。
幾經查詢，齊魯晚報記者確認，趙躍宇所提到的這位博士生正是丁嵐。
11月20日，齊魯晚報記者通過郵件聯系到遠在美國的丁嵐的導師李海崢教授，李海崢回復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并將列有采訪問題的郵件轉發丁嵐。
21日晚，丁嵐在和齊魯晚報記者的溝通中表示，她的觀點都已公開發表，至今仍堅持。
值得一提的是，丁嵐的研究主要從經濟學視角切入，在比較“985”與非“985”高校的科研與教學生產效率時發現，前者無論在科研生產效率還是在教學生產效率上都優于后者。
丁嵐也橫向比較了與“985工程”大致同時起步，內容及運作有類似之處的韓國、日本、德國的高等教育戰略，她認為上述三國進行一流大學建設過程中，也遭遇了一些爭議，存在的問題在我國“985工程”實施中也不新鮮。
盡管認為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丁嵐還是對當時已經實施了兩期的“985工程”給予肯定，她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需要國家撥款，而在于如何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進，讓這些撥款實現“效率的最大化”。
從其經濟學的學術背景出發，丁嵐認為，“對高校的科研與教學生產效率來說，資金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有限資源下的最優選擇
“哪有完美無缺的教育規劃？”11月20日下午，談及國外“一流大學戰略”時，山東師范大學教授于洪波告訴齊魯晚報記者，歐美乃至日本等國制定的教育戰略規劃，也并非“萬能”，同樣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于洪波1996年到2000年曾在日本愛知教育大學留學，專修日本文化與教育發展史，在中外教育比較研究中頗有心得。
盡管認同中外大學戰略存在問題是“普遍現象”，但對目前國內“211”、“985”工程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難題與困境，于洪波依然直言“短時間內恐怕難以解決。”
20日下午接受齊魯晚報記者采訪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國外“一流大學戰略”也會存在問題，但與國內不同，國外高校靠的是自由競爭，而并非簡單“計劃”出來的。
“出現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育主管部門。”21日上午，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給齊魯晚報記者舉例說，所謂重點項目，往往是教育部確定一個方向，而后設定一些“硬杠杠”，底下的學校就開始對照這些“杠杠”進行爭搶。
“條件不符合的就改得讓它符合，試驗器材不達標的想辦法達標。”這位教授說，為達目的，各學校、學科會大顯神通——這些造假行為早就成為業界“顯規則”。
于洪波認為，行政對教育的這種干預并非憑空而來，有其歷史和現實土壤。
“可以說，直到今天，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我國教育界，還存在一種‘追趕世界先進’的心理。”于洪波說，這種心理同時也是我國目前產生“文化不自信”的根源，“尤其是在150多年前，一直引以為傲的傳統被打敗，新的東西短時間內又建立不起來，整體焦慮感就不難理解。”
如何讓有限的教育資源配置出更好的效率，成為各時期決策者們所要面對的難題。
與整個國家一起歷經近代化磨難的我國高校，不但承擔著教書育人的責任，更承載著整個國家的現代化理想。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我國陸續確立一批重點大學，從政策到資金方面予以全方位扶持。這項政策演變至今，就成了今天的“211”、“985”工程。
改革開放前，我國高校數量比較少，人們對于這種重點扶持政策少有異議。當時更多的口號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養活大學生”，星星點點的幾十所重點大學更能激發起動力。
高考恢復后，我國很快重新確立了88所重點大學。但與此前相比，當時的現實情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教育經費依然處于“相當緊缺”程度，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撥款，同樣相當有限。
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要“集中力量辦好一批重點大學和重點學科”，并由此形成量化指標：“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辦好100所左右重點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專業。”兩年后，由當時的國家計委、教委、財政部聯合印發了《“211工程”總體建設規劃》，標志著“211工程”的正式確立。
盡管只是惠及少數學校的舉措，但效果還是很快顯現。
按照教育部原副部長韋鈺的說法，“211工程”實施之初，我國高等院校普遍存在教育實驗器材、手段落后等問題，嚴重影響教學質量的提高。正是借助于這項工程的實施，清華大學創建了國內第一個大型聯網微機實驗室。“211工程”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打破了傳統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礎實驗教學內容，使教育基礎工程取得較大進展。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標桿樹立起來，其他學校就有了參照系，會產生帶動作用。
如果說在短缺經濟條件下，為了刺激更多人投入經濟建設，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那么，“211工程”也可看做是高等教育追求“跨越式”發展，以求“先進帶后進”的無奈之舉。
是時候確立改革時間表了
如果說“效率優先”是短缺時代的一種更為趨利性選擇，那么到了“公平正義”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情況已大為不同。
拋卻“211”、“985”工程的存廢之辯，單純分析實施過程中的利弊，或許有助于看清未來的方向。
按照丁嵐的研究，1949年至1985年，我國高等教育采用的是“基數+發展”的資源配置模式，其特點是經費配額以上一年度所得份額為基礎，適當考慮本年度發展情況。1985年至今，則實行“綜合定額+專項補助”的資源配置方式。
“實際執行中，綜合定額就是按照在校學生數提供財政支持。”21日下午，山東師范大學原副校長王兆良向齊魯晚報記者解釋說。
這就意味著，同等條件下，學生人數越多，相應獲得的財政撥款就越多。
久被詬病的是國家為建設世界一流高校和重點學科，而給“211”、“985”高校提供的“專項補助”。
“隨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力度的不斷加大，‘專項補助’與‘綜合定額’之間的比例關系增長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變。財政部、教育部為相繼開展的“211工程”、“985工程”籌劃了大量專項建設資金。”丁嵐說。
這點，王兆良更有著切身體會。他認為，在南京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確定為“211”重點院校前，這兩所學校與山東師范大學基本處于同一序列。這兩所高校進入“211”后，排名差距迅速拉大：山師排名在110位開外，帶上“211”標記的那兩所師范大學，位于七八十位。
通過對2001年到2007年教育部直屬高校生產效率發展情況的分析，丁嵐發現，“985”高校無論在科研生產效率還是教學生產效率上，都要優于非“985”高校。以衡量高校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論文量為例，2001年，“985”高校師均論文量為1.5篇左右，非“985”高校則為0.7篇。到了2007年，這一比例拉大到2.5:1.5。
在影響高校生產效率方面，資金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丁嵐對齊魯晚報記者說，充足的資金意味著能請到更好的教授，提供更好的人力配備、財政保障和硬件設施支持等。高額獎學金也能吸引更多優秀學生，“211”、“985”高校無疑在這方面具有先天優勢。
丁嵐坦言，這種推算只是基于經濟學的一種定量化分析，由于受數據缺乏的制約，高校科研產出質量很難具體衡量。
“現在的關鍵問題，不是說不要國家的財政支持，而是要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21日下午，力主廢止“211”、“985”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齊魯晚報記者，應該建立權威的第三方評估機構，針對重點學科和科研項目的實施，做出權威評估，專門的撥款委員會再根據這份評估，做出更加符合實際的撥款。
要求廢除“211”、“985”的呼聲認為，這兩個數字已經成為高校身上的“標簽”，相當于畫了一個圈：圈內的高校可以很輕松獲得各類撥款，圈外的高校卻眼睜睜看著無能為力，因為不在這個圈子里，根本沒有發言權。
“大量的資金不應該是‘鐵飯碗’,而應該是‘杠桿’,要用‘杠桿’砸破‘鐵飯碗’。”儲朝暉表示，“體制不改，撥款方式不變，單純廢除‘211’、“985”又有多大意義？”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告訴齊魯晚報記者，這兩大工程即便不廢除，也需要做進一步改革，引入競爭和退出機制，“現在連院士都打破終身制了，高校為什么不能進一步改革，讓大家都有機會試試“211”、“985”呢？”
“教育主管部門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為，至少應該確立改革的時間表。”在王兆良看來，“要想平息爭議，就要拿出實際行動來，讓人們看到改變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