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從獨裁統治到權威碎裂獨裁統治到權威碎裂
2011年2月，利比亞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運動，要求懲治腐敗、改善民生、擴大民權，后演化為國內反對派與時任政府間的國內戰爭。3月，北約戰機進入利比亞，發起“奧德賽黎明行動”，宣稱將幫助利比亞推翻腐敗的現政權，實現民主。戰爭歷時半年余，最終實現利比亞政權更迭。但戰后四年，利國內并未實現預期的民主，而是從獨裁統治淪為權威碎裂，國家漸趨空心化。卡扎菲生前曾說，如果他的政權倒臺，利比亞將破碎，此語正在“應驗”。
權威碎裂的表現
利比亞戰后雖然保持了原有統一的國家形式，但國家權威的運行卻難以統一，社會演變為一個多種組織的大雜燴：地區間角力，武裝組織相互混戰，部落沖突頻繁上演，且與政黨政治達成了一定程度的結合，在不同于國家所提倡的規則下運作。尤其自2014年8月選舉產生國民代表大會后，其前身國民議會不肯交權，國家呈現兩個政府、兩個議會、兩個內閣，兩個中央銀行等雙重權力機關平行并存、對峙爭權的非正常狀態，國家權威碎裂，具體體現為：
一、地區各行其亂
利比亞領土由三個區塊組成：東部昔蘭尼加地區、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和南部費贊地區。三地間自古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人文氛圍都有很大差異，加之長期被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歷史使其相互間缺乏緊密聯系和一致認同，難以接受統一管理。利比亞戰前，國家處于強人霸權下形式上的統一，但兩任領導者偏頗的統治政策使得地區差異和離心意識始終存在。戰后，昔蘭尼加地區已宣布自治，僅在外交事務上仍統一于中央政府；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正處于多股勢力的爭奪中；費贊地區已成為恐怖分子的巢穴，甚至已淪為整個非洲地區恐怖勢力的樞紐，政府對其早已鞭長莫及。當前，利比亞所轄三地各自為政，亂象叢生。
二、教俗權力之爭
利比亞屬具有伊斯蘭教信仰的世俗國家。戰后，國內宗教勢力得到顯著提升。就其國內情況而言，伊斯蘭武裝在利比亞戰爭期間的反對派武裝中擔當重要角色；伊斯蘭政黨在戰后首次大選中得票數居全部候選政黨的第二位。從地區形勢看，“阿拉伯變局”后，伊斯蘭勢力在中東北非地區整體得到提升，利比亞政局也受此影響。
利比亞戰后，教俗兩派間即開始以各種形式和途徑爭奪對戰后國家的領導權，自2014年起雙方間的武裝斗爭加劇，尤其體現在對東、西部地區大城市的爭奪上。2014年5月16日，世俗勢力代表人物、退役將領哈利法·哈夫塔爾以在利比亞“根除恐怖主義”為由對班加西的多支伊斯蘭民兵武裝發起大規模打擊，自此掀起東部地區持續至今的教俗對戰。2014年7月13日，伊斯蘭民兵武裝“利比亞革命者行動委員會”與世俗派別的津坦民兵武裝爭奪的黎波里國際機場的控制權，此后沖突不斷激化，并蔓延至整個西部地區。
三、民兵廝殺混戰
利比亞戰后，國家軍隊孱弱乏力，民兵武裝混戰猖獗。當前，利比亞境內存在上千只規模不等的民兵武裝，分別代表各自所屬地區、部落、派別等各類群體的利益，其中影響力較大的主要有：最強世俗派別武裝“利比亞國民軍”、最強民兵武裝——代表宗教勢力的米蘇拉塔民兵、已被美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的“安薩爾旅”等。他們中既有曾在推翻前政權統治的戰事中立下戰功者，力圖爭奪對戰后國家的統治權或竭力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有前政權的支持者在戰后遭到清洗、劫殺的，還有一些中立者因臨時政府未能提供其所需的保護而不得不武力自衛。民兵廝殺混戰的局面在利比亞長期持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四、部落沖突不斷
自古以來，部落及其宗族譜系維系和規范著利比亞社會。強人霸權統治下的利比亞是一個“一元多部落”國家，眾部落雖然矛盾重重但尚能保持相對平衡和基本穩固的利益架構。戰后，部落間因失去了維系的紐帶而使原本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沖突頻發。從三個地區情況看，當前在西部和東部地區，部落矛盾多已與民兵武裝混戰相結合，南部地區的部落沖突尤為凸顯。從部落沖突的主體看，當前的部落沖突主要存在于前政權的支持部落與反對部落間、阿拉伯部落與柏柏爾部落間，以及存在利益爭端的相鄰部落間，部落沖突持續加劇。
上述可見，國家呈現多重勢力混戰的狀態，沒有一種力量或一個權力機構可堪領導整個國家的大任，國家權威破碎，權力真空，國家滑向空心化。
權威碎裂的原因
利比亞戰后直接由武裝革命轉型為精英主導的政府，但在其國內并沒有出現有凝聚力的領導階層、活躍的公民社會以及一致的民族身份認同等成功民主轉型的因素，而是呈現出顯著的政治分裂和社會失序特點。這其中既有歷史淵源，也有現實原因，還有境外因素，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利比亞自古國家凝聚力不強
利比亞國家的建立不是民族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自然生成，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先國家后民族逆向生成，由此帶來其民眾的國家認同感不強。且利比亞的國家認同深受多種次級認同的分裂干擾：從地區因素看，利比亞所轄三地間差異大，戰后三地各自為政已成事實；從部落因素看，利比亞自古至今部落體制始終伴隨，戰后國家重建過程中在東、西部地區出現了權力分割部落化和權力壟斷部落化的現象，南部地區已陷入部落各自為政的碎裂現狀；此外，利比亞的主體民族——阿拉伯民族與少數民族群體(主要為柏柏爾人)之間也存在民族認同帶來的沖突，國家甚至面臨后者尋求獨立的挑戰。因此，利比亞民眾根深蒂固的地區歸屬感、部落意識，甚至族群認同必然弱化國家統一認同，致使其國家凝聚力較弱。卡扎菲統治時期，利比亞呈現高壓下穩定統一的表象。戰后，其強族群弱國家的特性顯露無遺，國家凝聚力進一步弱化。這類國家的政治穩定依賴于各群體之間對權力分割和占有的微妙平衡，由此使得國家權威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該脆弱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即會引發大規模的族群沖突乃至內戰。自古存在的多種次級認同與國家整體認同的沖突也使利比亞的戰后發展遭遇深刻的挫折乃至失敗，并成為其國家內部沖突的主要社會文化因素。利比亞戰后的真實政治是：新的國家領導者取得強勢領導地位的努力并未獲得成功，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水平較低。
二、利比亞戰后政治清算無休
通常情況下，一國政治“變天”后的首要任務通常是對前政權的政治清算，然后創設新的政治制度和構建新政權，利比亞也不例外，戰后即開始對卡扎菲政權殘余勢力的追繳。利比亞戰爭使得卡扎菲家破人亡，其本人及三個兒子死于戰爭中，其妻子及另幾名子女或流亡海外，或被捕等待接受審判。除卡扎菲的家庭成員外，其家族、部落、衛隊成員以及支持者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他們中的多數人在戰爭期間或戰后被捕或被殺，其中包括被稱為“卡扎菲的黑匣子”的利比亞前情報部長塞努西、卡扎菲政權的總理馬哈茂迪，以及卡扎菲衛隊的大量成員等。戰后，利比亞臨時政府還曾要求埃及相關方面移交位于埃及境內的卡扎菲時代的36名高級官員。
然而，利比亞戰后政權并未在短時期內完成政治清算，開始新的創制和組織，而是將政治清算無休止地延續下去。戰后至今三年多時間里，利比亞境內不斷發生針對曾效力于卡扎菲政權的現政權成員的暗殺事件，僅安全部門就有數十名官員遭到暗殺。2013年5月5日，利比亞國民議會以絕大多數票贊成通過“政治隔離法”草案，內容為在1969年卡扎菲革命至2011年2月17日革命期間在利比亞政府工作過的高官應被隔離出當前的政治領域，不得擔任要職。“政治隔離法”引發的內閣和軍隊的“大換血”必然導致政府工作效率和執政能力的下降，也使利比亞國內面臨新一輪因政治分化和權力重新分配帶來的動蕩。此法的實施對象是曾在卡扎菲統治時期長期任職的高官，他們多來自西部地區，該法實施后必然使得西部力量受到打壓，東部勢力大幅上升，從而使得本已有自治傾向的東部地區加快自治步伐。昔蘭尼加地區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其利用“石油武器”爭奪經濟利益都是有力的佐證。該法案的通過和執行使得利比亞戰后政治清算合法化、長期化，使得利比亞權力內部纏斗難休，阻礙權威的強化和統一。
但是，從利比亞的政治基礎和現實情況看，“斬草除根”式的政治清算在戰后利比亞難以實現。卡扎菲以其獨特的方式獨裁統治國家四十余年，致使利比亞的統治制度較當代主流統治制度顯現出明顯的差異和缺失。戰后，國家瀕臨分裂，政府權力虛空，社會陷于混亂。當前既沒有成熟的體制，也沒有強大的黨派或領導者能夠擔起領導國家重建的大任。除曾任職于前政權的官員外，戰后新產生的組織及領導者皆無執政經驗，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在戰爭期間才回到國內，此前長期旅居國外，對利比亞的國情缺乏深入了解，難以獨立執政。因此，無論是國家機構，還是政府官員都不可能實現徹底“換血”，這就決定了利比亞戰后的政治清算必然是不徹底的。
當前，利比亞陷入徹底政治清算的不現實性與新政府希望“純潔隊伍”的矛盾中，為此頻生事端，齟齬不斷。事實上，政治平穩過渡最需要的政治遠見是放棄清算，同心為國，但這一點在當前的利比亞幾無可能。
三、西方發動利比亞戰爭功利化惡果
四年前，西方國家以幫助利比亞推翻獨裁統治和實現民主之名，強行更迭其政權。戰后，他們分享利比亞的“經濟蛋糕”。但面對利比亞安全局勢的不斷惡化，他們陸續中止與其的經濟合作，關閉駐外機構，乃至全面撤僑。當前，西方國家正面臨眾多國際熱點問題的“炙烤”，在無力兼顧的情況下不得不將利比亞選擇性放棄。西方大國主導的相關國際組織也對利比亞權力機構的求助充耳不聞，對利比亞今日亂局視而不見。至此，西方當年發動利比亞戰爭時所宣稱的名頭已不攻自破，其在利比亞“只破不立”的不負責任的做法使其發動利比亞戰爭的功利化盡顯。當前利比亞權威碎裂窘境即是食其惡果。
權威碎裂的結果
實現政局穩定是利比亞各方面重建的前提，但是當前國家卻呈現政局動蕩、權威碎裂的亂象，由此帶來國家多方面重建進程的遲滯甚至倒退。具體體現為：
一、經濟重建受阻
利比亞富有油氣能源，其石油儲量高居非洲首位，天然氣儲量也位居非洲前列，能源產業是利比亞的經濟命脈。國家財政收入的80%來自石油出口，天然氣產業作為石油產業的有益補充。但獨立后的兩任領導者沒有充分利用自身資源發展多元經濟，造成國家的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能源出口收入，總體經濟基礎薄弱。鑒于此，戰后新政權必然以能源產業的恢復和發展作為經濟重建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為經濟全方面重建創造物質基礎。同時，新政權也將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對外經貿合作置于重點發展的地位。為此，一些利比亞駐外使館的商務處紛紛開始與駐在國企業取得聯系，試圖將利比亞國內需求與當地企業的能力實現對接，為預期的合作打下基礎。但上述經濟領域的重建與發展卻都因政局動蕩和權威碎裂而無法推進。
從石油領域看，利比亞的大型油田和輸油管道多跨區域分布，戰后多種勢力深陷政治紛爭中，國內環境惡劣，各方勢力甚至將自身控制下的經濟設施作為爭奪權力和利益的武器和籌碼，導致石油的開采、運輸、出口受到重重阻礙，石油產能不進反退，屢創新低。在其他經濟建設領域，由于利比亞缺乏強有力的統治權威，與其合作的外國公司無法與政府相關機構實現對接，難以開展具體合作。其國內日益嚴峻的沖突環境更使得外國公司紛紛撤離。總之，利比亞的經濟重建中最緊迫的任務是加強宏觀調控，協調各方力量將優厚的能源最大限度地發揮利用，這在當前權威碎裂的利比亞很難實現。
二、國家統一意識難以構建
利比亞自獨立后一直未能構建起牢固的國家統一意識，且不斷受到部落意識、地區意識、族群意識等多種次級認同的挑戰。戰后，新政權致力于加強國家統一意識的構建，為此采取相關措施，如戰后首次大選以黨派或個人為參選單位，而非戰前的以地區和部落為單位；新政府組成后公布成員信息時，只包括其學歷、資歷，而無部落、地區和族群屬性等。但隨著社會意識進一步分裂，地區各自為政，部落混戰爭權，族群間武力沖突不斷，當前的權威碎裂使得國家統一意識難以構建。
三、社會動蕩加劇
利比亞戰后，權威碎裂，眾派別武力爭權，加之戰爭中及戰后大量武器流散，以及國家正規軍的孱弱，安全局勢嚴重惡化，社會動蕩不斷加劇。一是前政權殘余勢力仍在不斷襲擊現政權，復辟之心猶存。發生在蘇爾特、塞卜哈的武裝沖突多為此類。二是一些戰爭中的反對派武裝不滿于既得利益或權力分配的結果，時而挑動事端，抹黑政府形象。三是不同武裝派別、部落間為爭權奪利而爭斗不休。此外，極端組織的勢力也正在趁勢擴大，愈發肆意妄為。2012年9月11日，利比亞境內極端武裝組織襲擊美國駐班加西領事館，導致包括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在內的三名外交人員身亡。利比亞戰后至今，暴力革命帶來的暴力思維仍在延續，權威的碎裂必然加劇混戰亂局，加劇社會動蕩。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利比亞境內武裝分子的增加和流竄，其所在地區的安全形勢也日趨惡化。
四、極端恐怖勢力肆虐
利比亞戰爭期間，極端分子已趁亂潛入，此后長期隱匿于宗教派別武裝中，伺機作亂。戰后，國家權威碎裂，權力真空，極端勢力趁機擴張，且與地區內其他恐怖組織聯動作亂。戰后三年多來，“基地”組織馬格里布分支已將利比亞作為重要據點，在其境內多地擴展勢力范圍；新崛起的“伊斯蘭國”組織已在利比亞東部德爾納等城市立足；利比亞本土的恐怖組織也趁機發展壯大。此外，利比亞恐怖勢力的擴張已影響到地區安全，首先，由于利比亞所在地區國家多為經濟欠發達、政治不穩定、安全形勢嚴峻的所謂“弱國家”，因此利比亞境內的恐怖勢力易于向周邊滲透；其次，原本盤踞于利比亞周邊國家的恐怖組織都趁機在利比亞境內攫取一席之地；再次，利比亞至今留存的一些不良遺風，如部落宗派主義等助推其境內恐怖勢力在整個地區的擴張和蔓延。可以說，利比亞已成為整個非洲的恐怖樞紐。
利比亞當前的權威碎裂使國家幾陷空心，難以在短時間內彌合和恢復，由此將帶來國家的長期持續亂局。在此情況下，地區認同、部落認同等各種次級認同將進一步加強，引起國家認同的進一步弱化，加劇分裂，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從地區影響看，利比亞亂局也會加重地區安全危局，并淪為地區大國博弈的棋子。從全世界范圍看，利比亞亂局也會成為恐怖主義在全世界蔓延的毒瘤。
(作者：王金巖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