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明確指出：“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要摒棄零和游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這是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提出的重要政策主張，同時也是對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外交政策思想的權威闡釋和鄭重聲明。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同時倡議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亞洲地區乃至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近期，國際上尤為關注亞投行的籌建工作，很多人非常支持，但也有一些人表示懷疑，比如，中國是否會借此挑戰戰后國際秩序，亞投行是否會成為中國追逐地區和全球霸權的單邊機構等等。從根本上講，這些疑慮的產生，還是源于用老眼光看問題，反映了長期以來國際關系中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是對中國倡導的雙贏共贏新理念缺乏認識。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就是要超越舊思維、踐行新理念，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和世界經濟進入國際金融危機后深度調整期的關鍵歷史階段，把中國自己的發展和周邊地區的發展、世界的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擔負起負責任的大國責任，推動亞洲經濟和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一、亞投行有助于擴張國際金融危機后陷入萎縮的全球總需求、增加全球有效供給，推動世界經濟復蘇進程。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形勢變化的一道分水嶺。從那時起，金融危機引發的深層次矛盾逐步展開，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全球總需求或者說全球有效需求萎縮。回顧20世紀30年代那場大危機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能有效應對需求不足的問題，甚至各國還以“貨幣戰”、“貿易戰”等方式對本已非常稀缺的全球總需求展開惡性競爭，那會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世界經濟的整體性復蘇將經歷一個多么艱難曲折的過程。這輪國際金融危機自爆發初期，國際社會就協力擴張全球總需求達成原則共識，采取了較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行動，避免了世界經濟急劇惡化和崩潰。但隨著危機深入發展，很多國家面臨財政困難、去杠桿化壓力增大的局面，發達國家更多依賴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不是財政政策擴張有效需求，全球總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前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中國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同時，世界上有多達25個經濟體，包括歐元區、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正在加大量化寬松政策力度、推動本幣貶值，一個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局面隱然出現。世界經濟復蘇之路充滿挑戰。
早在20世紀金融大危機時，凱恩斯就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并給出了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支持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政策建議。在應對本輪國際金融危機時，國際社會進一步發展了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建議。IMF2014年秋季就提出，世界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既包括全球總需求不足，也包括全球長期潛在產出水平下降。在當前發達經濟體需求疲軟、融資成本降低，而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存在基礎設施瓶頸的情況下，增加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在短期內將直接擴張需求，在長期內還有助于提高潛在產出水平，是國際社會應對世界經濟復雜局面的首選政策工具。2014年11月舉行的APEC北京峰會、G20布里斯班峰會都突出強調了加強全球基礎設施投資的主題。但總的看來，這項工作仍是“雷聲大、雨點小”。雖然G20宣布成立了“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世界銀行也發起設立了“全球基礎設施基金”，但發達國家限于國內財政困難等原因，在支持現有國際金融機構提高杠桿率、擴大對基礎設施項目貸款能力方面缺乏足夠的政治意愿和資金能力，相關新倡議、新機制也基本上是虛多實少，資金規模普遍偏小。
中國高度重視加大全球基礎設施投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努力。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呼吁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實質性擴大全球貸款規模，并向世界銀行“全球基礎設施基金”捐款2000萬美元。同時，中國也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和亞投行倡議，希望通過自身和亞洲域內域外國家的共同努力，搭建一個本地區政府間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向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公共投資，同時引導本地區和全球范圍內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本跟進投入。根據初步設想，亞投行的法定資本高達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亞投行將于2015年底前正式成立并投入運營。亞投行作為世界上第一家專門從事基礎設施投融資工作的政府間多邊開發銀行，將擁有較現有資金機制更為集中、更為雄厚的資金動員能力，且很快就會開展具體項目。可見，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是落實國際社會關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政策共識的一個實質性舉措，在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深度調整期可以快速有效地擴張全球總需求，改善全球供給能力，助力世界經濟從金融危機中穩健復蘇。
二、亞投行可以調動亞洲地區的高額儲蓄彌補基礎設施融資的巨大缺口，為地區經濟整體性起飛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
亞洲擁有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世界貿易總量的二分之一，聚集了大量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是當今全球經濟最具經濟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為推動亞洲經濟起飛，必須要大力發展亞洲經濟一體化，支持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盡快取得進展。
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關鍵瓶頸，在于本地區巨額儲蓄難以轉向投資。一方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十分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2010—2020年的十年間，亞洲發展中國家要維持現有經濟增長水平，至少需要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平均每年需要投資8000億美元。另一方面，亞洲本地區的儲蓄也十分充裕。統計表明，世界上儲蓄率達到或超過50%的國家全部是亞洲國家。截至2014年底，亞洲外匯儲備總額升至近8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的三分之二。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前500名資產管理機構資產管理額為76.5萬億美元，其中北美和歐洲分別為42萬億美元和26.3萬億美元，合計占89.3%，亞洲僅為1.4萬億美元，占1.8%。過去幾十年，亞洲的巨額外匯儲備和儲蓄資金大量流向美歐金融市場，投資回報不高，而亞洲地區經濟發展亟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中小企業發展等關鍵領域的融資需求卻難以得到有效滿足。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亞洲地區金融深化和一體化建設加快發展，這為促進本地區儲蓄向投資轉化、改善融資結構、加速資本形成、支持基礎設施發展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近年來，中國一方面大力推動國內金融改革開放，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另一方面積極推動提高亞洲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通用性、增強亞洲地區跨境投融資的便利性，推動形成一個更加多元化、一體化、更具深度和廣度的亞洲金融市場體系。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以及建立亞投行的倡議，將會有力地促進區域內生產要素的有序流動和優化配置，為亞洲經濟金融一體化打造新的增長點。在融資方面，亞投行除了收繳成員國政府出資形成股本金、借此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金邊債券”籌集資金之外，還可以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結合本地區金融市場實際情況，發展金融創新，擴大本幣使用，推動融資產品類型由標準化向專題化、個性化和多樣化轉變，引入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模式(PPP)，在確保安全性前提下，動員各類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私營部門資金及社會大眾資金等更多社會資本以放大融資杠桿效應、確保資金規模，并在此過程中促進本地區金融市場標準建設和互聯互通。在投資方面，亞投行可以充分發揮專業優勢，甄選、儲備一批區域基礎設施重大骨干項目，在大力開展以成員國政府主權信用為擔保的傳統項目貸款業務之外，積極探索其他各種創新性項目投資形式和渠道，既支持本地區成員國國內的基礎設施重點項目，也支持區域性、跨國界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骨干項目，在有關各方合理分擔投資風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發揮投資效益。可見，亞投行可以在促進亞洲地區儲蓄向基礎設施投資轉化方面發揮獨特而關鍵的作用，有利于亞洲經濟一體化和整體性經濟起飛。
三、亞投行作為多邊開發體系的一個新成員，目標是打造一個專業的基礎設施投融資機構，無意挑戰和顛覆現有國際秩序。
二戰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以世界銀行和IMF為支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眾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走向獨立，國際發展問題漸成時代主題之一，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步衍生出一個以世界銀行為主導，由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等地區性開發金融機構參與其中的多邊開發銀行體系。經過多年努力，這些國際金融安排已經成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轉移金融資源和智力資源的重要平臺，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推動解決南北問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當然，這些國際金融安排還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需要與時俱進加以改革、發展和完善。
中國是戰后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和維護者。改革開放36年來，中國先后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加入了由關貿總協定演變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抓住經濟全球化機遇，在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中國積累了一些建設經驗，也形成了一定的建設能力和資金實力。比如，中國非常重視基礎設施建設，“要想富、先修路”的觀念深入人心，并相應形成了一些優勢產業。同時，中國儲蓄率較高，外匯儲備較多。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希望在自身發展的同時，把自己的資金實力、發展經驗和優勢產業與周邊地區的發展需要結合起來，與亞洲域內域外各國合作打造一個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在維護好、發展好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框架下，進一步推動亞洲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這就是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的全部出發點。因此，中國根本無意挑戰或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相反只會更好地維護和完善現有秩序。
首先，中國總體上是受益于現有國際秩序的，二者早已建立了良性互動關系。在這方面，中國與世界銀行的合作堪稱典范。自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35年來，世界銀行累計向中國投入的貸款和投資超過540億美元，并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議，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時，中國的發展歷程也豐富了世界銀行發展援助的理論和實踐。
其次，中國沒有霸權野心，不追求所謂的“政治權力”。大國意味著對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更大責任，而不是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更大壟斷。中國歷來支持國際關系民主化，自己也絕不會走上追逐經濟霸權的道路。自提出亞投行倡議以來，中國始終強調開放、包容的理念，倡導開放的地區主義，真誠歡迎域內域外國家積極參加亞投行籌建工作。
第三，亞投行不會取代和沖擊現有多邊開發銀行體系。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覆蓋了全球減貧工作的幾乎所有領域，既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等“硬項目”，也包括教育衛生等“軟項目”。亞投行是專營基礎設施投融資這些“硬項目”的，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世界和亞洲的開發金融事業極為廣闊，完全容得下各類新老多邊開發銀行共處其間、相互借鑒、共同發展。中國作為亞投行的發起方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重要股東國，不會“這邊搭臺、那邊拆臺”，只會促成“相互補臺、好戲連臺”，推動新老銀行在知識共享、能力建設、項目融資等方面開展合作。
最后，亞投行會充分尊重國際通行準則。多年來，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治理結構、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債務可持續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和政策要求，稱之為“最佳實踐”。總的看，這些標準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類社會對發展問題的專業認識，具有歷史進步性。作為一家多邊開發體系的新成員，亞投行必然會充分借鑒通行的經驗和好的做法，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另起爐灶、另搞一套。但同時也要看到，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標準，只有更好的標準。亞投行應樹立發展的眼光，努力嘗試進一步降低成本、增強響應力、提高運營效率，更好地服務于本地區發展中成員國。
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亞投行正在創造歷史。亞投行是第一個由發展中國家倡導建立的專業性多邊開發銀行，是一個新事物。新事物具有廣闊的生命力和無限的發展前景，但新事物也總是要經歷一個成長、發展的階段和逐步為人們所認識、接受的過程。可喜的是，亞投行倡議正得到越來越多的理解、歡迎和響應，到2015年4月，共有跨越五大洲的57個國家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眾多國際組織和有識之士紛紛表態支持籌建亞投行。這充分說明，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順應了時勢要求，是得人心的。可以預期，隨著亞投行正式投入運營，中國倡導的雙贏共贏新理念會得到更加切實的體現，亞投行這個新事物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作者：徐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