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70年前，窮途末路的軍國主義日本迎來最漫長的一個夏天——1945年7月28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9日，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8月15日，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70年后，日本又迎來烏云密布的又一個夏天——安倍政權以非常“暴力”的方式拋棄了基于戰爭教訓和歷史反省的和平主義，葬送了日本和平憲法。

　　7月16日，在日本民眾的強烈抗議聲中，執政黨控制的日本國會眾議院16日下午強行表決通過日本政府提交的安保相關法案。 這堪稱二戰結束以來，日本軍事安保政策的最重大轉折——這意味著日本砍掉“保險繩”，拋棄“專守防衛”，重新蛻變為能動參與戰爭，甚至主動挑起戰事的國家。

　　日本的和平憲法建立在戰爭反省的基礎上，日本現政權拋棄和平憲法，試圖重新打造能夠發動戰爭的國家，這是在重蹈歷史覆轍。

　　人們記得，70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那場侵略戰爭中，中國軍民犧牲3500萬，亞洲多國遭日本侵略者戕害和荼毒。日本也有320萬人喪生兵禍。

　　基于對戰爭的反省，日本在1947年制定的憲法中承諾永遠放棄武力。此后經年，在憲法第9條的框架內，日本長期奉行“專守防衛”國策。1972年，日本政府就“集體自衛權和憲法的關系”發表正式見解，確認集體自衛權超出憲法第9條劃定的紅線。冷戰結束后，伴隨國內國際形勢變化，日本也在不斷調整安保政策，但歷屆政府始終守住了“不得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條底線。

　　和平憲法不僅是日本的，也關系日本與世界。東京大學哲學教授高橋哲哉指出，日本當年發起的侵略戰爭給周圍國家帶來深重災害，通過和平憲法放棄戰爭，明確否定集體自衛權，這是日本戰后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也是日本戰后與中國等鄰國重建關系的基礎。

　　然而，回顧安倍政權上臺以來的所作所為，可以清晰看出其葬送和平主義、打造國家戰爭機器的軌跡。從拋棄“武器出口三原則”到擴大軍費支出，從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到放棄自衛隊“文官統治”原則，再到強化日美軍事同盟。

　　去年7月1日，安倍政府以修改憲法解釋的方式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事實上篡奪了憲法賦予國民的修憲權，以一介內閣掏空了憲法第9條。一年后，日本國會以立法方式追認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給名存實亡的和平憲法釘上了最后一顆釘子。

　　日本絕大多數憲法學者認為，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做法違反立憲主義和民主主義，而基于內閣決議的安保法案實際也是違憲法案。安保法案審議期間，不斷有學者嚴厲指出，安倍這一暴舉相當于對日本立憲民主和法治社會發動了一場“政變”。

　　如果說，葬送和平憲法是安倍打造戰爭國家的明線，歪曲和美化歷史則是安倍打造戰爭國家的暗線。在審議安保法案的國會答辯中，無論反對黨議員如何質疑，安倍始終拒絕正面承認侵略歷史，甚至聲稱沒有好好看過《波茨坦公告》。

　　這不僅僅緣于安倍個人的歷史觀。實際上，安倍否定侵略定義，參拜靖國神社，打著“教育重生”名義強推歪曲歷史的教科書，也是從“軟件上”打造戰爭機器的一環。因為只有正當化過去那段侵略歷史，日本國家機器才能解除普通民眾對可能再度陷入戰爭的厭惡和抗拒心理，才能重新洗腦培養出新一代以獻祭于靖國神社為榮的軍國青少年。

　　根據安保法案，作為自衛隊最高指揮官，日本首相能通過“綜合判斷”決定是否行使集體自衛權參與海外戰爭。安倍頑固的歷史修正主義傾向和對美追隨姿態，極度放大了安保法案的危險性。

　　不止一位日本近現代歷史學家向記者指出，安倍政權對憲法的蔑視與好戰姿態，彌漫日本社會的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思潮，壓制民意和輿論的政治氛圍，不由不讓人聯想起上世紀20年代日本在通往戰爭道路上狂飆突進的年代。

　　安倍政權的暴走，也在促使大多數戰后出生的日本民眾覺醒。連日來，日本各地各界民眾以各種方式喊出反戰聲音，表達對拋棄和平主義的不安，表達對日本國家走向的危機感。他們的共同呼聲是：戰后70年的今天，日本不能重蹈歷史覆轍。(記者馮武勇 劉秀玲， 編輯吳黎明， 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