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彥彬委員

　　醫改不能“兩頭熱中間涼”

　　一項對本市1500余名隸屬不同單位、不同崗位的醫務人員的調查發現，醫務人員對醫改政策總體缺乏了解，“30%的醫務人員對醫改政策不了解，60%的醫務人員對其略有了解”。

　　針對這一現象，市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副院長高彥彬表示，醫改不能變成“政府百姓兩頭熱，醫務人員中間涼”。

　　高彥彬介紹，由于醫務人員參與醫改缺乏制度保障，82%的醫務人員從未在醫改政策制定或實施過程中表達過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高彥彬建議，建立醫務人員咨詢委員會制度，與現有的人大、政協、聽證會等公民參與制度形成有機互補；借助新媒體，打造廣泛、開放的溝通互動平臺；發揮黨派團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培養醫務人員參與醫改的能力和水平；深化醫藥衛生重點領域改革，提升醫務人員主動參與醫改的熱情和積極性。

　　敖虎山委員

　　全面實施按病種付費

　　針對百姓反映強烈的“大處方”、“濫檢查”問題，阜外心血管病醫院麻醉科的主任醫師敖虎山委員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現有的醫保付費模式不夠合理，而國家對醫院補貼又不到位，造成醫院生存壓力過大。

　　“應當加快推進DRG模式，從機制上打破收入與處方之間的利益鏈，防止出現過度醫療。”敖虎山表示，DRG是指按病種分組付費，醫保根據疾病種類預付相應額度的錢，在此范圍內，由醫院自行掌控。 “以心臟搭橋手術為例，方法都一樣，設備也一樣，同等情況下應當價格一致。而事實上，全市平均花費大概在9萬元，而阜外可能只需要6萬元，我們就要思考這中間的3萬元多在哪里。

　　前不久，敖虎山專程到德國進行調研。他發現，實行該模式以后，德國醫保從虧損40億元到現在穩步增長，醫院的活力也得到激發。

　　北京2011年8月便啟動了6家醫院試點按病種分組付費。但敖虎山覺得試點力度仍然不夠，“現在只針對部分病種開展，頂層設計上還太粗糙。”他認為，醫保應該有嚴格的審核制度和監控系統，一旦發現違規操作，及時予以重罰，避免醫院出現“選擇病人”等情況。 

　　程凱委員

　　早期干預 減少“小眼鏡”

　　“近視眼的發病其實也是有窗口期的，早在變成近視眼幾年之前就基本定了。”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程凱呼吁在幼兒階段就對孩子視力進行評估，發現問題早期干預，降低近視眼發病率。

　　“如果合適地選擇窗口期進行干預，近視眼發病率能很快降下來！”程凱解釋說，孩子眼睛的發育過程是由原來遠視的眼睛向正視眼結構發育的，比如6歲左右時，孩子的眼睛應該還保留150度至200度的遠視，所以那個時候應該看不到5.0的視力表，只能看到4.8或者4.9。在這個發育過程中，如果排除遺傳因素，孩子5歲時的遠視只有100度了，甚至生理性遠視沒了，那么他就一定是有近視趨勢的。放任不管，就會很快發展成近視。“其實早在孩子變成近視眼幾年之前，他就已經是一個將來肯定是近視眼的孩子了。如果能在孩子幼兒期時就進行合理評估，發現有近視眼趨勢就給予一定的干預，比如有的就是望遠、少吃甜食等，就能夠延緩甚至避免近視眼的發病。”

　　委員激辯

　　女醫師可否實行彈性退休制

　　“女醫師在55歲到65歲的時候，應該還算年富力強，并且經驗豐富，最好能在自愿基礎上，結合單位工作需要和社會需求，實行彈性退休制，而非一刀切。”小組討論會上，市政協委員、北醫三院副院長高煒的一席話，引發了一場討論。

　　首都兒科研究所副所長張霆委員認為，女醫師應該與男醫師同工同酬同年齡退休，“現在很多醫院，女醫師一到55歲，計算機系統上立馬就把她歸入退休行列。”在張霆看來，這種情形不僅“尷尬”，而且是種“浪費”。“我曾特意向國外醫生打探行情，人家告訴我說，自己七十多歲都還在看門診呢！”

　　“張委員，您關于退休年齡的想法，咱這里面的李萍委員已經明確表示不同意了。”北大人民醫院院長王杉委員打斷了張霆的發言，“其實可以調研一下女醫師自己的意愿，看看到底有多少是希望延長的。”

　　李萍委員接話說道，“像我們醫院女的到了55歲，都著急想回去，之前出門診的，退休以后還可以多點執業。”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相對彈性的政策，比如在一定的年齡范圍內，讓女醫師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因素自行選擇。”高煒話音剛落，張霆便點頭表示贊成，“一些大夫有自己的目標，真正做成事的時候，也要55歲到65歲左右，彈性退休符合她們的實際情況。” 記者 孫穎 習楠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