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在終結非行政許可上已率先垂范，為清理“奇葩證明”掃除壁障，地方尤其是市縣一級沒有理由再繼續拖延。

　　連日來，媒體爭曬各地的“奇葩證明”，引發輿論關注。據報道，“奇葩證明”難題已在我國盛行十余年，背后“撐腰”的非行政許可審批上月被徹底終結。但專家預計，因非行政許可在市縣一級難清理，在全國范圍內，奇葩證明至少還將殘存兩年。

　　絆腳石式的“奇葩證明”屢清理難去，問題在哪？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一語道出答案：生活中要開具的各種證明屬于行政確認，而證明常常是獲得非行政許可審批的前置條件。說到底，是非行政許可審批的闌尾未被割掉。

　　非行政許可審批作為法外特例，按說在2004年《行政許可法》施行后，理當依照法定原則逐漸廢除(已被立法確認的除外)。但這個口子卻被一些政府部門越開越大。在本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部門共有非行政許可審批453項。2013年和2014年進行了7輪清理，取消了209項。直到今年5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剩余244項才被決定全部清理。

　　終結非行政許可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取消眾多“奇葩證明”，更重要的改革指向是變“審批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釋放改革紅利。但從民生反響看，將它跟奇葩證明打包解讀在所難免。畢竟，一些地方、部門在包辦全管思維下，濫設門檻、公章林立，公民權利也受到壓制，“奇葩證明”即為例證。

　　按理說，國務院在終結非行政許可上已率先垂范，為清理“奇葩證明”掃除壁障，地方各級政府當積極跟進。但從報道看，目前只有浙江、廣東等11個省份宣稱完成了對此的省級清理。到了地市和縣區一級，完成清理的比率更低。而一直以來，在市縣“土政策”牽掣下，非行政許可事項自上而下逐級增設是常態，民眾對地方性非行政許可的感受也最直觀。這也是為什么，國務院審批改革力度那么大，地方尤其市縣的各類證明仍很繁多，民眾的受惠反應也不大的原因。

　　從法理上說，沒有地方立法權的市縣一級，在清理起非行政許可來，應該最容易。但事實上，清理工作卻是阻礙重重。吃拿卡要的機會豈容改革輕易剝奪，基于權力慣性的抵制也在所難免：無論是不少本應退場的審批“換湯不換藥”地運行，還是“明放暗收、小放大收”，都是其體現。而在粗放的放權標準下，清理奇葩證明必然遇到甄別難和“換馬甲”等障礙。

　　要割掉地方特別是市縣一級“奇葩證明”顯性或隱性的尾巴，就必須跳出“自我革命”的清理模式。這就需要，把國務院采取的權力清單模式精細地落實到市縣層面，要明確分類式的政策引導與細化的清理標準，在評比表彰、提供事前干預的信息確認等領域出臺減權的指導性意見，并輔以真刀實槍的敦促問責機制：比如，對于拒不清理或虛假清理非行政許可的責任人嚴厲追責，敞開司法救濟大門讓違法的非行政許可受到司法審查……做到了這些，“奇葩證明”才不會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