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高考與替考似乎總是相伴而行。今年高考首日，江西“替考”事件就被媒體記者以“現場說法”的方式重磅曝光。

　　教育部反應迅速，態度也可謂強硬嚴厲，于當日下午即作出回應稱，“已責成江西省教育廳和省教育考試院迅速調查核實情況，并請公安部指導有關地方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教育部強調，對于考試管理不力以及違規違紀等行為，將一律嚴肅問責，絕不姑息。

　　然而，對于社會公眾而言，需要知道的不止于此。替考為何屢禁不止？是立法的缺失還是監管的漏洞使然？“替考”涉及的多方主體的法律責任應如何厘清？帶著這些疑問，《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法律專家。

　　無需專門設置考試作弊罪

　　替考事件屢禁不止，有觀點將其歸咎為立法的不完善。尤其是替考行為入刑問題，近兩日又重回社會討論視野。

　　《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中規定，在校學生、在職教師，有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參加考試的、組織團伙作弊的、為作弊組織者提供試題信息、答案及相應設備等參與團伙作弊行為的，教育考試機構應當通報其所在學校，由學校根據有關規定嚴肅處理，直至開除學籍或者予以解聘。

　　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參加考試的，一律取消本次考試所有科目成績，并視情節輕重同時給予暫停參加高考、各種國家教育考試1至3年的處理；對替他人參加考試、組織作弊的在校大學生，還將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給予開除學籍處分。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由此，處理結果通常只是取消“槍手”的學籍，被替考考生面臨幾年內被禁止考試的懲罰。而在刑法層面上，對于被替考考生和“槍手”，尤其是替考組織者而言，沒有明確的罪名相對應，法律空白狀態明顯。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坦言，自己并不同意上述觀點。無需多去創設罪名，用現有的刑法規定即可約束替考行為。比如，替考必然涉及到偽造身份證件或偽造公文等，這些在刑法中都有相應的罪名規定。

　　替考組織適用非法經營罪

　　近年來，替考組織日趨猖獗，確實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規制的地步了。

　　王敬波認為，現在的替考已經不是原來的小打小鬧了，呈現出“內外勾結”，“一條龍服務”等特點。這種職業化趨勢理當引起重視。

　　從已經曝光的有組織替考事件來看，從招聘“槍手”、打點考場、組織“槍手”參加高考，到最后付款等一系列的流程，其專業化和規范化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今年曝出的高考替考組織，從2014年11月開始準備，并通過網絡、電話等方式長期保持聯系，事實上高考替考組織已經形成一條地下產業鏈。

　　中聞律師事務所主任吳革則表示，對于替考組織者可以適用“非法經營罪”。替考組織者通過違反法律，制造假證件及冒名頂替的方式，主觀上具有故意，和謀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其行為破壞高考公平競爭秩序，符合“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

　　吳革認為，沒有必要專門設置“考試作弊罪”，“法律已經這么多了，不需要再就此單獨立法”。

　　此外，幾乎所有的替考事件背后，除了替考中介與替考“槍手”，還必然會有考試部門的“內鬼”！具體到江西這次替考事件，就有人質疑，替考中介何以能將江西教育考試院系統里的考生照片換成“槍手”的？

　　“原本非常嚴密的層層關口因為內部失守，給替考者造成了可乘之機。”廣州市招辦主任林洽生說，被稱為最嚴密的防控體系也有“百密一疏”，從各地這些年出現的問題來看，主要問題仍然出在考試工作人員身上。

　　“考試部門工作人員如果在替考事件中負有責任，也是有可能被入刑的。比如，會視具體情節構成職務犯罪或受賄罪或瀆職罪或玩忽職守罪等。”吳革說。

　　推廣指紋識別加強源頭監管

　　王敬波分析認為，替考事件頻頻發生，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事后的懲處機制，而在于事前事中的發現機制。

　　“肉眼識別身份證、準考證有漏洞，呼吁對監考老師發放識別設備，考場內機器驗證”。這是記者“臥底”調查后提出的建議。

　　王敬波指出，加強信息系統中各個部門之間的銜接，從作為源頭的報名環節就開始嚴格監管。尤其是要通過指紋識別等新科技的應用，來最大限度地壓縮不法分子替考的空間。

　　記者了解到，科技應用系統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投入使用。比如，廣州這幾年使用了人臉識別系統，當監考人員在比對身份信息后有疑慮的情況下，可以讓考生考完試后通過人臉識別系統進行身份驗證。這套系統將比對考生報名時準考證、現場、身份證的照片，查看相似率，進而作出判斷。記者張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