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對精神病患者仍堅持“自愿就醫”原則，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長期持續治療，高額的醫療費用往往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由此造成相當一部分重癥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間”。

　　數據顯示，我國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約1600萬人。如此龐大的精神疾患群體，家庭監管模式隱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傷人從一種偶發事件演變成一種頻發事件。

　　為保護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讓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將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增設為四個特別程序之一, 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形式對強制醫療制度作出較為完整的規定。

　　那么，什么是強制醫療，強制醫療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運行狀況如何呢？

　　強制醫療需要哪些條件

　　根據新刑訴法第284條的規定，適用強制醫療需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精神病人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會危害性已經達到犯罪程度。二是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即實施危害行為時不能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三是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實施暴力行為后，由其監護人或單位將其送醫治療，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從而不具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則沒有必要進行強制醫療。

　　因強制醫療程序涉及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嚴格。

　　強制醫療面臨諸多難題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強制醫療程序已經運行了不短的時間,該項制度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刑一庭副庭長吳小軍向筆者介紹說，第一個就是程序啟動主體的范圍較窄。

　　根據新刑訴法的規定看，我國強制醫療程序的啟動權為公、檢、法三機關所專有，分別適用于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三個訴訟階段，而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親屬則無此權利。這樣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當事人權利的充分保護。

　　吳小軍說，第二個難題是實踐操作程序意見不統一。新刑訴法規定審理強制醫療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法院應當通知被申請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應當為其指派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提供法律幫助。法院應當會見被申請人。被申請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經審查其身體和精神狀態，認為可以出庭的，應當準許。但在審理方式、審理程序、參與人等方面的規定并不明確，從而造成了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認識。

　　第三個難題是執行監督有待細化。對于法院作出強制醫療決定后如何具體執行和監督，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較為原則。新刑訴法第288條規定：“強制醫療機構應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但對評估的期限、具體的評估程序等均無明確規范。另外，法律對于檢察院的監督權只有簡要的表述，使得強制醫療中的執行監督未形成穩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權無法具體有效的實施。

　　另外，法律對解除條件規定得太過籠統。現行法律對強制醫療規定了兩種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職權主動解除和依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申請解除。但在依申請解除的情況下，法律并沒有進一步規定申請解除強制醫療的具體條件，比如是否應提供被強制醫療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險性的證據；也沒有限定被強制醫療的人或其近親屬第一次提出解除強制醫療的時間，在實踐中甚至出現了上述人員在強制醫療決定做出后不足2個月即提出解除申請的情況，從而導致了提出解除申請的主觀隨意性過強。

　　“強制醫療”應盡快完善

　　針對上述現實問題，吳小軍建議盡快完善新刑訴法中的強制醫療制度規定。

　　擴大強制醫療啟動主體范圍。將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均納入啟動主體范圍，打破強制醫療啟動權由國家機關專有的局面，實現對權力的制約。

　　細化強制醫療的庭審規范。對強制醫療案件的審理方式、參與人員等進行明確規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鑒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確保庭審的參與性和公正性。

　　完善強制醫療的執行監督措施。明確強制醫療機構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的周期或頻率，同時明確檢察機關對治療過程監督、對定期評估監督等的具體程序，以促進檢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責，確保強制醫療制度能夠真正得到執行和落實。

　　規范強制醫療的解除條件。限定被強制醫療的人或其近親屬第一次提出解除強制醫療申請的時間，并規定提出解除申請應符合的具體條件，避免申請解除的隨意性。（竇京京 吳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