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分考試，難解醫生荒

　　日前，國家衛計委發布通知，規定院前急救與兒科崗位工作人員可通過加分考試獲取執業醫師資格，以緩解專業人員匱乏的現狀。這項被許多業內人士解讀為“變相降門檻”的政策，迅速引發諸多爭議。“醫生荒”究竟根源何在？與“加分考試”相比，還有哪些措施可以“對癥下藥”？

　　【兒科】

　　現狀

　　專科醫院超負荷

　　綜合性醫院搭錢多

　　中午12點，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以下簡稱“兒研所”)門診樓二層的候診區依舊熙熙攘攘。兩個神經內科副主任醫師的診室前，不少家長眼巴巴地望著門外的電子屏，候診序號已經從“77”陸續更新至“+14”；而不遠處的一個哮喘專家門診，短短半天時間就排到了“61”。

　　對于從醫31年的兒研所消化內科主任醫師孫吉萍來說，這樣的場景并不陌生。“北京預約掛號平臺一個月后都約滿了，今天上午門診看到12時25分，5分鐘吃飯，12點半科室例會……”“明天又是門診加班，無休無止。休息日能夠正常休息是醫生的奢望！”在她的微博上，類似的工作記錄幾乎隨處可見。

　　另一家兒童專科醫院同樣繁忙。公開數據顯示，北京兒童醫院年門診量達到337萬人次，高峰時單日門診量屢屢破萬——相當于醫院最初設計門診容量的兩倍以上。

　　與專科醫院長期超負荷相比，綜合性醫院的兒科處境又多了幾分尷尬。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杉坦言，“兒科能收費的項目少，醫療服務價格又低，如果單純用運營指標來核算，一定是赤字狀態。”而在煤炭總醫院，“要不要撤兒科”一度成為全院上下激烈爭論的話題。盡管按照要求，全市所有二級及以上醫院應當在2011年底前恢復兒科門診和病房建設，但實際情況并不理想。記者近日從北京醫院掛號窗口工作人員處得知，這家衛計委直屬的三甲醫院，目前依然沒有單獨設立兒科。

　　大醫院尚且如此，向來“缺醫少藥”的社區醫院就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兩年前，退休兒科醫生梁桂芳作為“外援”來給朝陽區八里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填補空白”，由于還要兼顧另外兩家醫院，她每周只能在這里出診一天，“周圍居民其實是有需求的，可人員實在跟不上，我都這么大歲數了，誰知道還能來幾天！”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2年中國共有執業(含助理)醫師261.6萬，其中兒科醫師僅占3.9%。另有研究表明，2012年中國平均每千名兒童只有0.43位兒科醫師，而美國平均每千名兒童擁有1.46位兒科醫師。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中國兒科醫師的短缺數至少達到20萬。

　　疑惑

　　門檻降了，

　　醫療質量會降嗎？

　　對于衛計委開出的“加分考試”藥方，梁桂芳有些擔憂，“這等于是降低標準，會讓兒科醫生喪失職業尊嚴感，患者也會產生不信任。”在她看來，兒科的專業性特別強，恰恰更需要保證質量，“舉個例子，成人用藥通常是統一固定的劑量，但兒科用藥則需要根據體重、年齡等因素綜合考慮，如果不熟練，半天都可能算不準。”

　　梁桂芳清晰地記得，三十多年前剛參加工作時，兒科并非如此“雞肋”，“過去，內外婦兒都是大科。”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財政撥款的減少使得醫院開始重視“經濟效益”，醫生收入也普遍要與“創收”能力直接掛鉤，“我們科室掙不了錢，就越來越不受待見，經常連平均獎都拿不到，人才就在那個階段大量流失。”

　　煤炭總醫院院長王明曉為了穩住“軍心”，給兒科量身定做了新的考核標準，“制定一個最低工作量，假如一天50個門診，每月能達到1000個，那就能拿平均獎的80%，看的越多，拿的越多。”

　　王杉也在五六年前嘗試調整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績效方案，“兒科不是不高精尖，更不是不忙，所以獎金不再跟收支結余掛鉤，而是以過去的工作量為基數，看總出院人數和主要疾病的例數是否有增加。”盡管待遇的提升保住了兒科，但王杉覺得，僅靠醫院不計成本地貼錢并非長久之計，更不能改變兒科醫師短缺的整體格局，“關鍵還是要從政策導向入手，讓兒科得到足夠重視，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主動選擇。至于降低門檻，頂多算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過渡方案，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可能給醫療質量和病人安全帶來隱患。”

　　在業內，不少人像王明曉一樣把兒科人才“縮水”歸咎于1998年的專業調整。當時，教育部以“專業劃分過細，專業范圍過窄”為由，取消了兒科學專業。1999年起，大多數醫學院校停止兒科的招生，“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兒醫荒，就應當在大學培養環節恢復兒科，從源頭上增加人才供給。”

　　王杉并不反對“開源”，但在具體方案上他有著不同的看法，“本科階段未必需要分出兒科，這跟國際上的醫學教育體系也不接軌。我們更應重視的是畢業后教育，在住院醫師培訓的層次上強化兒科。”

　　【院前急救】

　　現狀

　　高強度、高風險，低收入、難晉升

　　與兒科類似，院前急救面臨的形勢同樣不容樂觀。據統計，2014年全市急救呼叫滿足率為87.1%。而造成缺口的主要原因并非來自車，而在于人手不夠。

　　說起急救工作，曾經在北京急救中心一線奮戰了25年的賈大成有一肚子“苦水”。“干這一行真的是太累，每天拎著幾十斤重的急救箱、心電監護儀、氧氣瓶爬上爬下，還要搬抬病人。”因為沒有足夠的擔架工，跟隨急救車奔赴現場的醫生護士向來只能自己干苦力，“許多老樓沒有電梯，樓道又窄，轉彎時擔架不能斜，前后也得相互較勁兒配合，一趟下來身上衣服就全濕了，手抖得都寫不了字。”

　　由于急救“爭分奪秒”，賈大成常常顧不上吃飯，“剛端起碗要吃，電話響了，放下就得走，有時候一頓得分四次才能吃完。”而常年的夜班則讓他總覺得“緩不過勁兒，腦子暈暈乎乎”。十年前，56歲的賈大成累出了胸膜炎，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體力不支的他不得不向單位申請內退。

　　除了“累”，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劉紅梅還談到了“風險”，“任何一個突發現場，包括爆炸、泥石流，都會成為急救醫生的工作環境。還有一些病人患有肺結核等傳染性疾病，但電話里未必會說，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沒有足夠的防護措施，就有被感染的可能。”

　　如此高強度、高風險的工作，卻并未給院前急救人員帶來高收入。退休前，賈大成的工資不過三千多元。“跟普通醫療機構相比，院前急救的收入要少得多。”劉紅梅表示，待遇低讓這項工作“雪上加霜”。

　　而在許多業內人士看來，職業發展受限同樣棘手。盡管林鵬(化名)已經在急救中心工作了近20年的時間，但他依然只是一名主治醫師，“院前急救接觸的對象面很廣，但處理相對較淺，好多手段用不到，跟其他醫療機構的醫生相比，我們在職稱晉升上明顯吃虧。”

　　殘酷現實之下，林鵬眼睜睜地看著身邊的同事來了又走，“有去其他醫院急診科的，起碼不用風吹日曬地跑，可以專注于治病。有去社區做全科醫生的，待遇可能差不多，但強度完全不同。還有的索性去當醫藥代表，掙錢養家。前幾年招的一些外地學生，很多也都回原籍了。”

　　建議

　　別把醫務人員浪費在抬擔架上

　　“院前急救沒人愿意來，但總要有人干。在其他配套措施沒有完善的情況下，出臺這樣的措施也是為了滿足這部分需求。”作為加分考試的出題人之一，北京急救中心的陳志并不認為這是簡單的“降門檻”，“對于考院前急救的人來說，增加20分與專業更相關的考試，而不是直接把分數線下調20分，其實是鼓勵更多人提前掌握急救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但陳志坦言，此舉并非根本之策。“真正需要的是更加科學的院前急救體系，對資源重新配置。事實上，每次都派醫生會造成很大的浪費，百分之七八十的情況下其實都不需要太多的醫療處置，像普通轉院、出院等情況，完全可以交給醫療救護員來承擔。這些人未必學醫出身，只要經過系統培訓，考核合格就可以持證上崗。目前國家已經有這樣的政策，但配套措施還沒有跟上。”

　　賈大成也認為，院前急救迫切需要對工種細分，分級派車，“什么情況下派車，什么情況下不派車，什么情況下派醫生，什么情況下派助理醫生，什么情況下派醫療救護員，應當有標準，讓醫務人員專注于醫療處置，而不是浪費在抬擔架上。”

　　此外，陳志還提出，可以考慮把消防納入院前急救體系，減少對醫務人員的需求。“在國外，很大一部分院前急救工作是由消防來承擔，他們身體素質更有保證，救援設施也更豐富，多數情況都能夠及時處理。這樣一來，現有醫生不僅不用增加，反而可以縮減，更加突出專業性，待遇也能得到提升。”

　　主筆：宗媛媛 插圖：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