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入政黨便可不讀書，這只怪他根本不知政黨是什么。——惲代英

　　五四運動之后，青年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高漲。但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對于怎樣參與政治活動，怎樣救國，特別是怎樣看待政黨，要不要加入政黨等問題的看法，在青年學生中間還比較混亂，莫衷一是。1923年，在國民黨改組之際，上海《學生雜志》發起了一場關于學生入黨問題的大討論，討論一直持續到1926年，當時許多有影響力的報刊都參與其中。

　　不能從根本上否認政黨的價值

　　1923年11月5日，惲代英應《學生雜志》編者楊賢江的請求，就讀者黃斐然關于學生入黨問題的來信給予答復。此后，他又在《學生雜志》和《中國青年》、《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新建設》等報刊上發表了多篇關于學生入黨問題的通信，如《造黨》《關于學生政治運動與入黨問題的討論》《關于政治運動的八問題》《討論丁子昂君<學生與政黨>一文》《對于革命者的悲觀》等，為青年學生解答疑惑，呼吁進步青年加入革命政黨。

　　許多青年，正是在惲代英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比如，得到惲代英答復的來信讀者中，有一位名叫華少峰，又名華崗，后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內著名的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學家。

　　惲代英在這些通信中對學生中普遍感到困惑的問題一一作了解答。

　　當時，有人主張學生政治運動要不染黨派色彩。惲代英指出，“不應籠統的抹煞政黨。我們只可以說希望要好政黨，不能因此根本否認政黨的價值。”他批評一些自命無黨派無色彩的人，對中國亦全無辦法，只能袖著手批評別人。“人要完全沒有色彩，只好永遠說些不著邊際的話，做些不著邊際的事”。

　　針對一些人“不黨”而營政治生活的想法，他誠懇地指出：“一個人孤立的力量，不協同人家，不提攜人家，你能做什么事呢？我們必須靠團體才有力量，必須靠會社，靠黨，不然，我們將永遠屈服于黑暗勢力之下。”他極力主張造黨救國，指出，“我們必須為中國造一個最有力量的革命黨，除了這沒有法子救中國。”

　　有人說，“即使要救國，亦不必加入任何政黨”。針對這種觀點，惲代英指出：“我們并不說不入政黨的人便不愛國，只是雖愛國而以孤立而散漫，無法打倒一般狐群狗黨，所以愛國亦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黨員不是不學無術的政客

　　有人以學生的主要任務是讀書，學生課業繁重為由，叫學生不必與聞政治，不必入黨。惲代英認為，一個人無論是哲學家或數學家，他永遠是社會的一分子，永遠是政治的生物，因而無法脫離政治。他還認為，黨員不是不學無術的政客，讀書與入黨并不矛盾，“以為入政黨便可不讀書，這只怪他根本不知政黨是什么”。

　　有的人認為加入政黨就會受人指揮，處于被動，喪失獨立自由和主動的精神。對此，惲代英分析道：一方面，加入一個政黨，首先是認同了政黨的主義，這是主動和自由的表現。“我們服從于與我們同一主張的黨綱與黨魁，便只是服從自由，豈有減殺獨立自由精神的事？”另一方面，加入政黨后，必須要受紀律的約束，才能形成一個有力量的作戰團體。“倘若必須要一個群眾的政黨，想事事不帶一點被動性質，可斷言無此事理。” 惲代英把主義與紀律視為革命政黨必須具備的兩種要素。他不僅要求黨員服從主義和紀律，還要求黨員必須同時督促主義的實行和紀律的執行。

　　還有一些來信反映出許多青年學生對于當時中國政黨狀況的悲觀心理，特別是因一些革命黨員的不好，而懷疑，而不信賴革命黨，甚至不信賴革命。

　　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政黨，有的政黨沒有主義和綱領，有的政黨有主義和黨綱卻不實行。國民黨、三民主義只是某些人掛出的招牌，引人上當。對此，惲代英指出，“國民黨與三民主義是不是招牌，我以為用不著強辯。便令是招牌，我們只應問這招牌所揭示的貨物是不是中國所需要的，再則他們是不是貨真價實。”“如果她的招牌上的貨物是中國所急切需要的，我們只有用種種方法督促她做到貨真價實的田地。”“倘若國民黨有做到貨真價實的希望呢，為什么不應當幫他們一臂之力。”

　　有人提出，政黨的內容不能令人滿意，黨內分子過于復雜，或感情意見分歧，或品性學識參差，加入政黨難保純潔的人格。對此，惲代英指出，水太清則無魚。“人上一百，種種色色”，大的黨會兼收并蓄，其內容決不能像清流的小組織那樣令人滿意。但清流的小團體擔負不了革命建設的大事。要為中國做事，必須要靠大的黨會。我們看大的黨會，不應求全責備，但必須要求有好的領袖和好的綱領。建設更加純粹的政黨，還需要更多勇敢有毅力的純潔分子加入其中。

　　今日的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

　　還有的人因為革命黨內有假革命分子、腐敗分子和變節墮落的分子而對黨失望。對此，惲代英指出，無可諱言，這些壞分子的存在會對黨的信用造成傷害，然而我們的問題不在某個革命黨員的墮落，這是他個人的事，我們的問題是怎樣造成一個強固的民眾運動和一個強固的革命黨，使黨的主義能得以貫徹始終，使黨的紀律能得以堅決執行。“我們要在不痛快的環境中，努力宣傳奮斗，使真革命的分子態度越明顯，假革命分子自然受淘汰”。

　　惲代英說：“中國的黨，要說完全可以滿意的，誠然沒有。然而有希望可以做到完全滿意的，亦何至便沒有。但使他們可以有希望，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大家來促進他完成他，以使他能成為革命運動集中的勢力呢？”他指出，“在今日的中國，只有共產黨員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因為他有鐵的紀律與統一的革命意志。”同時他認為，改組后的國民黨雖有種種缺點，終究有代表國民革命勢力的可能。因此，在大革命時期，他積極呼吁有志青年加入革命的團體——共產黨或國民黨。惲代英支持一個政黨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看他是否革命，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后，他便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毫不妥協的斗爭。

　　在一封書信中，惲代英對學生來信中的種種問題進行了概括。他說：“我愿凡懷疑學生入黨的問題者，須注意以下幾點：(一)究竟沒有黨能否有成功的革命？(二)黨的活動是否能不帶一點被動的性質？(三)中國究竟是否可希望有能擔任革命工作的黨？”惲代英通過一系列通信，對這三個根本問題都作了回答。這些思想，在當時的革命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今天，仍能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示。(胡昌勇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