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復仇主義者,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留下的這段話,雖經70多年歷史風云變幻,但依然振聾發聵、令人深思。

　　“我們要告慰遇難同胞和抗戰先烈的是,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后,侵華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作為重大戰爭罪行,受到國際正義的嚴正審判和人類良知的普遍唾棄。”2016年12月13日,第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在講話中說,那些窮兇極惡、雙手沾滿南京人民和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受到了應有的懲處,被釘在反和平、反人類的恥辱柱上,這是歷史的定論。今天,我們公祭遇難同胞,緬懷抗戰先烈,譴責侵略暴行,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喚起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是為了攜手開創和平美好的未來。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任何美化侵略戰爭、試圖開歷史倒車的言行,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國行公祭,法立典章。”《法制日報》記者梳理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司法審判史料,并從法律角度還原了當年對日本戰犯審判的艱辛和嚴謹,正如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名譽館長、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朱成山所說,“審判南京大屠殺戰犯的印記永遠不會被磨滅。如果有人試圖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永遠不會得逞”。　

　　國際法庭專項審理大屠殺慘案

　　1946年1月19日,由11國代表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成立,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

　　《法制日報》記者查詢相關史料發現,法庭自1946年5月3日正式開庭,至1948年11月12日終結,共歷時兩年半。這期間,共開庭818次,檢察官陳述歷時195天,辯護律師辯護歷時224天,合計416天。受理法庭證書4336件,419名證人出庭作證,有779人用供述書和宣誓陳述作證。審判記錄長達48412頁,判決書長達1212頁,這些細節都鮮明地彰顯了審判過程的嚴謹。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本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被判處絞刑,其中松井石根、武藤章就是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

　　在中國,審理日本戰犯經歷了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時期。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主要審理了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戰犯和其他日本戰犯,共計有696名日本戰犯被國民政府檢察機關起訴,其中149名罪大惡極的戰犯被判處死刑。1956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關押在太原和撫順的1000余名日本戰犯,以及從蘇聯引渡回國的戰犯進行審理。

　　《法制日報》記者查詢相關檔案確認,南京審判是根據當時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的規定,由庭長1人,審判官4人,主任檢察官1人,檢察官1至3人,主任書記官1人,書記官5至7人,以及翻譯、司書、軍需文書等若干人組成。后因工作量增加,擴大了編制,增設了審判官、檢察官、書記官以及翻譯、司書。該庭庭長始終由石美瑜擔任,審判官為陸起、李元慶、林建鵬、葉在增、孫建中、龍鐘煌、張體坤、宋書同、葛召棠等,主任檢察官為王家楣,檢察官為陳光虞、李璇、李浚、徐乃堃、高碩仁、施冰等,主任書記官為丁家庵。這些審判官和檢察官基本上都有著濃厚的法學專科教育背景,其中庭長石美瑜曾經擔任過上海高院法官,并在上海淪陷后擔任過上海高校法學教授。

　　雖然經歷了多年戰爭的摧殘,大量人證物證滅失,在當時的辦案條件下,案件審理異常艱難,但從法律思維角度來看,中國的審判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樣,毫無疑問具備無可爭辯的公信力。

　　相關資料記載,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國際紅十字會提供的線索,親自刨開叢葬坑,將尸骨一一驗看,然后按被刀砍死、槍彈擊中致死、身首異處、被鈍器擊死、火燒死及婦女遭強奸后被殺死六類情況,將尸骨裝袋,又從中山碼頭、草鞋峽、燕子磯、東岳廟、斬龍橋等地取回大量證據,這些確鑿的證據后來在法庭上發揮了重大作用。開庭期間,有很多親歷大屠殺的外國人在大義面前挺身而出,出庭作證時義憤填膺,當面痛斥了日軍暴行。

　　朱成山介紹,“有幸的是,這些審判檔案完好無損地保存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其中石美瑜的兒子石南洋律師,還將谷壽夫等案判決書底稿捐獻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相關史料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編輯成書籍對外公布”。

　　朱成山認為,對侵華日軍陸軍中將谷壽夫的審理過程之嚴格是最好的明證。1937年12月12日,谷壽夫第六師團率先攻破南京中華門,他本人不僅親自用軍刀殺人,還強奸中國婦女10余人。谷壽夫及其師團殺害的中國平民和戰俘至少達5萬人。谷壽夫系被盟軍總司令部逮捕,于1946年2月移交中國的乙級戰犯。對谷壽夫的審理前后進行了1年多時間,檢察官在1947年2月6日起至3月10日長達1個多月的公審中,指證谷壽夫及其師團所犯下的集體屠殺就有28案,零散屠殺858案,先后有80余名證人出庭作證,其中包括來自英國、日本、美國的三名外籍記者和一名美籍教授。

　　在審理谷壽夫案件時,被告人聘請了美國律師,按照當時國際法庭規定,還派來了美軍少校赫伯、美國駐國際法庭的法官阿爾達克、霍西三人擔任監審官。最終谷壽夫還是在大量證據面前低頭認罪。1947年3月10日,谷壽夫被判處死刑,4月26日被槍決,行刑前他寫下“愿獻此身化瘀積,中國不再恨日本”的詩句,希望以他的死來消除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

　　中國法庭嚴謹公正審判日本戰犯

　　《法制日報》記者還注意到,當時的中國媒體對谷壽夫審判進行了較為充分、公開的報道,彰顯了案件審理的嚴肅、公正。1947年3月11日的《申報》第二版,就刊發了《谷壽夫判處死刑》的消息,還詳細刊登了判決書要點,其中顯示審判長石美瑜在判決書中引用的20多個條款來自海牙陸戰規例、戰時俘虜待遇公約、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國際法律,最終認定谷壽夫犯有危害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判處其死刑。

　　記者梳理發現,法庭還引用了日本媒體和刊物報道的內容,直接作為證據指證戰犯罪行。如丙級戰犯向井敏明與野田毅在攻占南京前,就沿途進行了駭人聽聞的“砍殺百人比賽”。《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1月30日首次對他們的惡行進行了報道,其中不僅時間、沿途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而且同時還配發了照片。侵華日軍攻占南京后,《東京日日新聞》12月13日又刊發了兩人進行新一輪殺人競賽的報道,成為日軍兇殘屠殺的鐵證。被引渡到中國受審的戰犯田中軍吉的殺人暴行,在日軍刊物《皇軍》中被刊登親自揮刀斬殺平民,并在照片上標明了“曾殺三百人之隊長愛刀助廣”等字樣。

　　2016年12月13日公祭日舉行期間,擔任谷壽夫案件具體承辦法官葉在增的兒子葉于康、孫子葉恕兵也受邀來到現場。“對父親來說,能通過審判讓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得到應有的懲罰,可謂大快人心。”葉于康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葉在增受命前在江西九江等法院工作,被推薦到南京軍事法庭擔任法官后,深感責任重大,對證據要求必須確切翔實、無懈可擊,期間先后開了二十多個調查庭,對被害的幸存者、被害人的親屬、目睹罪行的目擊者、尸體掩埋者等一一具結,日本軍人用以炫耀武功自拍的屠殺照片、屠城電影也被拿到庭上作證,在公審后又草擬判決書,字斟句酌,體現了良好的法學素養和能力,傾注了個人全部精力。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組成員、中國檢察組首席顧問倪征日奧　的女兒倪乃先今年已經75歲,再一次來南京看到紀念館展廳內布置著她父親生前使用的打印機,流連駐足,十分欣慰:“這些遺物能讓后人銘記歷史、面向未來,也圓了父親的夙愿。”

　　這些鐵證如山的史實,越來越得到公認。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官網上公布了最新入選的世界記憶名錄,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12月11日,《南京大屠殺辭典》等多部南京大屠殺歷史書籍在南京首發,關于南京大屠殺文字史料至今已達5000萬字。

　　12月7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三期擴容工程竣工開館,并舉行了“正義必勝　和平必勝　人民必勝”主題展,館長張建軍介紹說:“以勝利為主題的新館落成,是對所有被日本帝國主義屠殺的同胞們最好的祭奠。”

　　涉及南京大屠殺訴訟案固化歷史

　　雖然對南京大屠殺的司法審判過程早已載入歷史,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言論,卻至今未完全平息。

　　朱成山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前后發生過四起系列案件,包括參與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日軍士兵東史郎,因撰寫出版《我們的南京步兵聯隊——　一個召集兵體驗的南京大屠殺》(即著名的《東史郎日記》)而被文中一人在1993年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的“東史郎案”、1999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對其在書中誣蔑她是“假證人”的行為道歉并賠償名譽權損失的“李秀英案”、2000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對日本右翼分子東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其所寫的《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大疑問》中公然否認夏淑琴真實身份,稱她是被人為刻意培育出來的假證人等行為,在中國法院提起訴訟,后又在日本法院成為被告,并提起反訴的“夏淑琴案”以及2003年戰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遺屬在日本法院控告《朝日新聞》當年戰地報道是“開玩笑”而編撰,企圖翻案的“百人斬案”。

　　“東史郎案件敗訴,但他在去世前多次來到中國謝罪,與日本右翼勢力進行了長期斗爭。李秀英案和夏淑琴案都獲得了勝訴,百人斬案被法院駁回。”朱成山介紹,日本右翼否認大屠殺的論調依然十分猖獗,但只要是通過法律途徑去訴訟的,每一個案件都為南京大屠殺史實進一步固化起到了較大作用。

　　今天,86歲的幸存者夏淑琴受邀出席了公祭日活動,回想當年歷時9年的訴訟過程,她依然激動萬分:“盡管我通過法院告贏了日本人,但我一直會繼續為歷史作證下去,直到日本右翼真誠道歉,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等到這一天!”

　　78年前,8歲的夏淑琴親眼目睹了祖孫三代7人被日本兵殘忍殺害、強奸的最黑暗的一幕。2000年11月27日,日本右翼分子東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在書中公然否認夏淑琴的真實身份,在南京律師談臻的幫助下,夏淑琴果斷拿起法律武器,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狀告兩名日本作者及書籍發行人日本展轉社株式會社侵害其名譽權,最終分別在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日本三級法院獲得勝訴。

　　“這個案件至今保持著重要意義,對部分右翼分子罔顧事實,試圖篡改歷史的卑劣行徑,通過法律手段加以駁斥,具有其他手段難以達到的震懾力。”談臻律師認為,對日本右翼分子的斗爭是一項長期的斗爭,設立公祭日,是對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最強有力回擊。建議進一步研究法律層面對“翻案”行為的懲戒追責問題,將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行為明確為刑事犯罪。　本報記者　丁國鋒　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