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做了好事卻陷入麻煩的事時有發生，社會公信力頻頻受損。“好人法”作為以法律助推道德建設的一種創新嘗試，在廣州、杭州、北京等地業已實施，并取得一定成效，相當于給公眾注入一劑“強心針”。但處于起步階段的“好人法”還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方面。“好人法”是否能維護公民權益、落地情況如何、還面臨哪些問題？記者在廣東進行了實地探訪。

　　“好人法”緣何實施

　　保障好人合法權益，形成促進見義勇為、弘揚社會正氣的良好社會氛圍

　　9月，廣州兩個小學生因為一年前扶起一位摔倒老人，后被老人指認撞倒自己而被告上法庭并索賠。

　　小朋友路遇并幫助摔倒老人的本能善意被曲解，且惹上了“禍端”，兩小學生之一的小陳被起訴后情緒失落又激動。

　　救還是不救，扶還是不扶？如何保障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維護社會互信和公德基礎不被破壞，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

　　事實上，就如何鼓勵公民見義勇為，并保障見義勇為人員合法權益，廣東省政府早于1998年就出臺了《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規定》。

　　然而，2011年在廣東南海依舊發生了“小悅悅事件”——一個幼兒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汽車反復碾壓而無人救助，震驚了廣東民間和官方。他們發現，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有英雄“流血又流淚”，更為嚴重的是，出現了“小悅悅悲劇”這樣的見危不救的事件，一時間全社會弘揚正義的呼聲愈發強烈。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廣東省人大開始認真研究如何為“好人”立法。兩年后，《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在該省實施。

　　新法以立法形式對見義勇為、高尚義舉予以肯定評價，倡導、鼓勵公民見義勇為，并且改變了原來見義勇為獎勵和保障經費得不到落實，各地對慰問的獎勵不盡一致、不平衡，見義勇為人員醫療、生活保障不到位等狀況。因直接由政府作為主體介入，無論救人，還是因救人造成損失、自身受傷致殘，見義勇為者就業等，均有具體詳細的保障措施；同時在全國首創對見義勇為行為額外發放一次性100萬元的高額撫恤獎金。新條例出臺，目的就是喚醒社會對義舉的認同和跟從。

　　廣東省公安廳治安管理局政委鄒文強告訴記者，實施《條例》就是要使見義勇為意識深入人心，形成促進見義勇為、弘揚社會正氣的良好社會氛圍。

　　據了解，廣東1993年成立基金會，此后19年見義勇為經費每年大約3000萬元，認定因見義勇為犧牲的總人數是336人。新條例出臺后，經費數量大幅增加。

　　能否保護見義勇為者

　　尚需救助基金輔助，既保證救助者權益，又能彌補因過錯救助造成的損害

　　廣東“好人法”積極運行的同時，其他地方對“好人”的保護立法也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

　　去年，《深圳經濟特區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被列為調研項目，目的也是為“好人”撐腰。

　　廣東和深圳的立法重在保護、保障見義勇為和助人義舉，通過維護傳統美德，促進社會文明、互信、和諧。出臺之后，得到社會普遍認同。

　　而正在醞釀中的上海《急救醫療服務條例》草案重要內容之一則是明文規定了那些取得合格證書，以及具備急救技能市民的救助行為，受到法律保護，若造成損害，不承擔責任。上海的做法提示公眾，急救是有“技術含量”的，做好人也需要有方法。當地媒體解讀，上海草案是替好人立法。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并不認同。他認為，說上海草案是為好人立法的解讀有些偏差。與深圳等地助人為樂相關立法精神有點不同，后者更多的是鼓勵全社會“好人”，鼓勵善舉，用立法為見義勇為者保駕護航。

　　他分析，上海草案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普及和鼓勵學習救助知識，二是有了基本技能后的救助行為，才受到法律保護。所以，上海草案更多的是為保護“專業人士救助行為”的立法，是鼓勵更多人參與到緊急救助隊伍的立法。

　　“廣東的《條例》重在營造公眾向善助人，保障好人權益，在重塑社會價值觀上必然起到重要作用。上海側重救助的技術問題，也是將救助行為精細化落地的方法。”

　　朱巍也提出，上海草案與相關法律的銜接還存在一定問題。以《侵權責任法》為例，醫療侵權責任中，免責的前提是行為沒有過錯和沒有重大過失，而上海草案，則以行為人身份是否持證或是否有救助資質為免責要件，這個條例法律位階在《侵權責任法》之下，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還會存在不協調的問題。“草案將救助行為免責要件變為主體資格，這與侵權責任法并不相符。另外是特定化了免責主體，這反倒可能讓很多沒有資質，卻可能出現在第一現場的熱心人望而卻步，不敢去施以援手。”

　　朱巍建議，要實施好人保障，一定需要救助基金，一旦出現法律適用爭議問題，必須由救助基金來彌補損害。這樣的話，才能既保證救助者權益，又能彌補因過錯救助和重大過失救助造成的損害。

　　如何提升施救率

　　提升公眾施救率面臨三道門檻，引導公眾學習救助常識提上日程

　　廣州兩個小學生扶起摔跤老人的案例，最終由廣州市中院終審判決老太太敗訴。法庭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事發時，兩名小學生與老太太有身體接觸。9月21日，一直心情復雜的小陳爸爸在得知案子勝訴后，終于打開了緊鎖的眉頭。他告訴記者，如果案子沒有勝訴，可能會求助于《條例》。“的確曾經十分懊惱又無法申訴，但我們當然不會因為遇到這樣的事情，就教導孩子以后不要助人。”他坦言說，希望能有相關的法律來保護助人為樂的人。廣東《條例》一方面保障“好人”義舉；另一方面要引導人們學習如何做好救助。

　　此前廣州員村山頂公交車站女性心臟驟停猝死的事情，令廣州市醫務工作者唏噓。現場目擊者說，當時真的無人了解如何實施心肺復蘇急救術。

　　廣東省人民醫院在9月啟動“讓心跳延續”國民心肺復蘇培訓公益項目，向大學生開展心肺復蘇術培訓。

　　據了解，歐美發達國家公眾施救普及率相當高(美國85%、法國40%)，我國普及率則低得可憐，成功率不到5%。不會救、不能救、不敢救，成為公眾施救率提高的三道門檻。

　　廣東省人民醫院急診科主任李欣說，現階段，廣東省心肺復蘇急救術成功率為2%，遠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20%的成功率。“對于心跳驟停的病患，心肺復蘇術是目前唯一的急救方法。因此，像警察、保安及地鐵站等公共場所的工作人員掌握該技能是非常有必要的。”對公眾救助的呼聲與好人受冤的事實充滿糾結與矛盾。專家說，為好人立法，能鼓勵老百姓有勇氣在突發情況下為他人做急救。（本報記者 鄧 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