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經濟基本面的判斷及其經濟走勢的預測，不僅僅屬于經濟范疇，還包含相當厚重的政治意味

　　“隨著2016年的到來，一場發展模式——即促進經濟增長戰略的歷史競爭已經上演。這場競爭的一邊是中國，另一邊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盡管這場競爭鮮為大眾所知，但其結果將決定未來幾十年歐亞大陸的命運。”

　　這是美國知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哪種模式會勝出，中國或美國？》一文中的核心觀點。盡管文章發表于去年年末，論述也是圍繞中國發展“規模極大的外部維度”展開，但還是為新年伊始“索羅斯們”“做空中國”妄語和某些西方媒體“唱衰中國”熱浪提供了注腳。“時間差”和“側重點”都不是問題的關鍵。縱觀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不斷演進的西方“中國論”，“哪種模式會勝出”這一“國際政治未來的大問題”，始終是深層關注。近年來，中國以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日益走近國際舞臺中心，“戰略焦慮”更是成為西方“中國論”揮之不去的底色。

　　毫無疑問，在民族國家仍是國際關系體系最主要行為體的當下，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渴望作為強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對諸多大國而言，成為強國不是可有可無的夢想，而是獨一無二的生存方式。惟如此，才會在全球格局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更加主動地把握歷史進程，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

　　經濟是國家實力的基石，國家自信的依托。聯系到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遲遲未能步入穩健增長的軌道，不少國家因經濟困境而出現治理方式和發展道路思辨，人們真切感受到，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經濟基本面的判斷及其經濟走勢的預測，已不僅僅屬于經濟范疇的話題，這里面還有相當厚重的政治意味。

　　上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提供的動能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改革創新成為世界各國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盡管大多數國家都在推進改革，但改革力度和成效的差異性是明擺著的。在美國，美聯儲率先采取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被稱為“為了‘照看’母雞，將狐貍放進了雞窩”，不負責任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無論從出臺到退出，不只是給國內經濟長期增長埋下隱患，也形成全球范圍內溢出效應。在歐洲，面對債務危機、難民問題、疑歐情緒等重重困境，歐盟處理危機和挑戰的凝聚力與執行力愈發力不從心。“一個不統一的歐洲根本不可能在全球成為一個堅實的存在，無論是在經濟、社會還是創新領域。”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如是道出對歐洲的懷疑與憂慮。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結構性放緩與周期性放緩的雙重疊加，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巨幅下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結構性改革步履維艱。

　　中國同樣需要改革，任務同樣不輕松，道路同樣不平坦。但是，越來越多觀察者從中國改革進程中感受到強勁脈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看來，中國經濟正在“進化”，試圖完成一個大轉變。韓國《中央日報》指出，中國的改革不啻為一部英雄史詩，對東亞、亞洲乃至全球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中國何以“比眾人想象的走得更快一步”(美國《洛杉磯時報》語)？人們思考的視野不斷開闊，甚至同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道路、人類文明演進發生關聯。福山注意到，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領導人并未坐視不管，而是在試圖加快從基于重型制造業的出口導向型、環境破壞型增長模式轉向基于國內消費和服務的新模式。談到美歐各國普遍面對的問題以及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的預測，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西方在治理和民主上享有聲望的先決條件是政府體制能正常運轉而且成功。但現在政府不能正常運轉了，體制看起來也不那么成功，接下來會怎樣？

　　誰將是“歷史競爭”的勝利者？如此宏大問題的答案自然只能由歷史給出。不過，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無論是出于偏執狹隘還是不自信，刻意炒作改變不了中國經濟的真實面貌和發展前景，更不會對“歷史的答案”產生絲毫影響；第二，當人類正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福祉的公約數越來越大。一個國家以其文化積淀、不懈奮斗和包容胸懷在“歷史競爭”中成為勝利者，并不意味著其他國家就將是失敗者。

　　“若把中國經濟視為一個升級中的‘趕路人’‘道路優化者’，并尊重其應有的看風景、整理裝備的權利，支持其謀大局、有擔當的決定，結論就會截然不同。而且，支持這位‘趕路人’和‘道路優化者’并與之同行，最終也會有利于所有國家。”

　　一位中國學者文字優雅的論述也是注腳，一個宏大敘事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