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7日電 題：樂黛云先生著作翻譯散憶

　　作者 孟祥春 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驚聞樂黛云先生辭世，一時錯愕。謹以與樂黛云先生的書緣，表達敬意，寄托哀思。

　　翻譯就是從此岸到彼岸，來來往往，而譯者就是擺渡人，譯者與作者同舟共濟。我與樂先生頗有書緣，曾勉力把先生之思想、或者是思想之一端擺渡到英語世界，助力兩學相明，美美與共。

　　2012年，魯樞元教授的《陶淵明的幽靈》出版。陶淵明是一個回歸自然、詩意棲居的典范，當代社會應乞靈于陶，將個體生命融入自然。本書出版后，樂黛云先生在給魯教授的電子郵件中說：“十分震撼，這就是我多年來追求的在世界文學語境中詮釋中國文學的最佳范本！”本書后來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

　　樂黛云先生大力推動《陶淵明的幽靈》外譯，使其列入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的“中華學術文庫”書目，最終得以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發行。此書英譯者正是我。2012年6月6日，樂黛云先生發消息說英文版《陶淵明的幽靈》的面世是“開創性事件”。回想起來，如果沒有樂黛云先生推動此書列入“中華學術文庫”，就不會有在西方生態學者頗受好評的英文版，也就不會有后來的“文化擺渡”，因此也不會成就我這個“文化擺渡人”，更難有后來我為樂黛云先生自己思想的擺渡。書緣如此，奇妙如斯！

　　譯書如對話，深思如獨白。2018年，書緣更進一步，我開始著手翻譯樂黛云先生的《多元文化中的中國思想》。往往譯書到深夜，茶香漸淡，書香漸濃，常有一種“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的滋味。書香盈室，在思想精神，在書寫創生，在一緣起，萬緣生。

　　之前，與我對接《陶淵明的幽靈》英譯事宜的是外研社的易璐女士，她為英文版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當時我們約定，如有重要的、值得向世界推介的中國思想文化類著作，我們可以再合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做更多的事情。2018年，易璐女士發來待譯書目，樂黛云先生的《多元文化中的中國思想》赫然在列，我一時喜不自勝。那個夏天溽熱非常，我的“最是春風”齋里幾乎沒有一絲自然風，唯有茶香書香清新可人。書譯大半，國外知名出版社也已落實，但突然得知，樂先生此書的版權并不在外研社，也不在樂先生本人，而是在中華書局，一時窘迫無措。我們于是主動與中華書局以及樂先生聯系，溝通此事。中華書局開明且有大格局、大氣度，對譯者前作和外方出版社作了一番了解之后，欣然同意授權譯書。后來，在中華書局王瑞玲、外研社易璐兩位女士協助下，最終玉成譯事，譯著得以面世。

　　翻譯樂先生的著作，正如翻譯其他大家的著作，譯者不能止于紙張文字，還應跳脫出來、拓展思考，爭取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出入自由。在翻譯中，筆者一貫追求語取東西方，力求中西之間的思想文化融通，這與比較文學的主旨精神其實是相通的。受樂黛云先生“互動認知”等思想影響，我基于自己的跨文化言說實踐，創造性提出了跨文化言說的“格融”概念。在跨文化言說中，“格融”指“比較性的中西融通”，其基本含義是“基于比較的既有全球視野與普適話語，又保留本土思想文化特色與個性話語的言說方式”。“格融”之“格”首先是“格物致知”之“格”，它有別于早期佛經翻譯中的“格義”之“格”，其核心是在跨語言文化實踐中語言、文化與文明互鑒意義上的“比”，是比較文學的要義之所在。“融”就是融通、融合。“格融”既是方式和方法、也是目標和結果，其主要表現包括表達層面的語取東西、風格層面的多方雜糅、文化層面的互鑒交融、審美層面的彼此觀照、思想層面的互動兼收。這五個方面最終均要落實在具體言說上。在文本之外，“格融”可助力思想文化互鑒，通過對話互動而生生不息；而在更寬泛的人類文化文明發展中，“格融”是重要的實踐方式和發展動力，有助于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格融”就超越了翻譯話語實踐，在人類文明實踐中獲得了更為重大和持久的價值。關于“格融”之論，我已專門撰文闡發，此處簡要陳述，是為了向樂先生致敬：一是“格融”概念之創構緣起在樂先生，既有譯書緣起，也有激發之功；其二，“格融”與樂先生一貫主張的中西互觀、交流融通之思想高度契合。

　　互鑒方可互成，中西無外。《多元文化中的中國思想》一書的翻譯團隊中，Ian Hunter教授是一位儒雅的英國紳士，曾在蘇州大學任教十余年，有著豐富的學術寫作和編輯經驗，他對譯稿進行了幾輪審校。我們經常會就譯稿的一字一詞討論很久，然后擇善而從。我常說：“學術英文、尤其文化學術英文不是任何人的母語。”但他的“他者”視角總是讓我受益無窮。有次我們在學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討論譯稿，我問他：“你從一個英文或者英國讀者的角度看，書中所講的哪些概念或者觀點最能給你啟發或者觸動？”他對著譯稿目錄想了一會兒，然后說：“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我一時驚訝又暗自欣喜：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最具當代價值與全球意義的核心概念。過了一會兒，他又補充了“為道日損”與“互動認知”。這些概念，或多或少填補了Hunter教授個人的體驗甚至認知空白。這不由得讓我深入思考翻譯、比較文學乃至跨文化交流中“異質性”的互補性、構建性意義，而這正是文明互鑒的應有之義。

　　一譯三年，斷須無數。2023年初，《多元文化中的中國思想——二十一世紀跨文化流通十六講》英文版Chinese Thought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Beyond由勞特利奇出版社正式出版。比較文學領域著名學者Leo Damrosch教授撰寫了書評，給予了高度評價。英文版面世之后，樂黛云先生很快拿到了樣書，翻閱之后，十分高興，在她和湯一介先生的書齋里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中，樂先生端坐持書，微笑著，雙目炯炯有神，既有回憶，也有期待。

　　人類大同，交流因之可能，各族差異，交流因之必要。亨廷頓持“文明沖突論”，是悲觀之上的警惕；樂黛云先生倡導“和而不同”與“互動認知”，是樂觀之上的期待，體現的是“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歷史責任與文化品格。文明互鑒具有永恒價值。如今，先生已是駕鶴西去。這又不由得讓我思考一種有意義、有深度的個體存在：思想者與書寫者身體是有朽的，但其思想文字卻會永生，后世后人的每一次閱讀都是對前世前人的一次喚醒。由是，先生已去，先生未去。(完)

　　作者簡介：

　　孟祥春，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會秘書長，研究興趣包括翻譯理論、中國文化與文學英譯、比較文學等。首提“翻譯動理學”，提出“格融”等批評新概念；發表學術成果包括論文50余篇，報刊專欄文章近50篇，譯著11部，專著1部，教材2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各類項目近20項；擔任《語言與符號學研究》副主編及多家期刊編委或譯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