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峰攝
"> 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法院防騙宣傳進菜場，護好老年人“錢袋子”。
朱 峰攝
在大多數人的觀念里，“老人機”屏幕大、字體大，操作簡單，只有打電話、收短信等基礎功能，老人使用起來不易誤操作、相對安全。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不久前，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一起案件引發關注和警示：歐某伙同他人預植代碼操控“老人機”自動訂購鈴聲下載等增值業務，偷扣98萬部“老人機”話費340余萬元，被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不法分子為何盯上“老人機”？如何斬斷黑產鏈條？司法如何更好守護“夕陽紅”？記者跟蹤采訪了該案情況。
話費去哪兒了？
小額扣費，牽出涉案數百萬元的大案
“我在當地營業廳給奶奶購買了老年人手機，在沒有開通任何手機增值業務的情況下，我們發現老人的手機總是莫名其妙地被扣費用。”為了便利和老人聯系，常州市金壇區居民虞某買回一部“老人機”，老人平時只接打電話，但是話費卻用得挺快。
話費都去哪兒了？經過查詢話費單，虞某發現，賬單中多次有2至6元不等的小額扣費項目。“老人從來沒有訂購過這些項目，也沒有訂購的短信確認通知。”虞某想到，是不是手機中了“病毒”？
虞某遇到的情況并非個例。2023年2月，金壇警方接到多名老人及其家屬的報案，稱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多次被扣話費。通過對“自動扣費”手機進行深入的數據分析和追蹤，民警發現，僅金壇區就有50多部“老人機”被人非法遠程控制，自動訂購了各類增值業務。
隨著調查深入，一件大案浮出水面：被秘密扣費的“老人機”不僅出現在江蘇常州，而且遍布全國各地，經過排查發現有98萬部手機存在“被訂購”額外增值業務的情況，涉案金額高達340余萬元。
案件的主犯歐某原本從事手機增值服務代理業務，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網上購買到一套惡意扣費程序，將之包裹在彩信中或是嵌入正常手機應用軟件里，用戶一旦下載到手機上，程序即可在沒有任何提示的前提下開始扣費。“像‘推箱子’‘貪吃蛇’等小游戲，玩到一定關卡后，需要用戶確認購買后面的關卡才能繼續玩。”歐某供述，只要將這套程序植入功能機，通過服務器遠程發出指令，不需要用戶確認，就可以扣取用戶話費。憑借這套程序，歐某嘗到了甜頭。
歐某說的“功能機”，就是市面上深受老年群體喜愛的“老人機”。“每次扣費金額不大，每個月總額10多元。老年群體操作手機不熟練，也不容易關注到小額扣費的問題。”金壇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王囡囡說，這也正是犯罪分子盯上“老人機”的原因所在。
“老人機”如何變為“提款機”？
利益驅使，犯罪產業鏈成形
“老人機”如何會成為不法分子的“提款機”？通過訊問歐某等人，辦案人員發現，“老人機”之所以能被自動開通增值服務，原因就在于這些“老人機”在出廠時就已經被人動了手腳。
購買惡意扣費程序兩年后，歐某計劃起了一樁“大買賣”。歐某找到在某科技公司專門從事手機主板開發的程序員熊某，謀劃一起“合作”。于是，熊某利用職務之便，將從歐某處獲得的惡意扣費程序植入“老人機”的主板并批量生產。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98萬部被植入代碼的“老人機”流入市場，被銷售到老年群體用戶手中。
此后，歐某又找到毛某、蔣某尋求“合作”。毛某、蔣某因在網絡公司工作，與手機增值服務代理商（以下簡稱SP商）相熟，兩人分頭與SP商對接，一方面獲取增值業務通道號碼、控制指令等參數，歐某再利用這些參數，通過服務器后臺發出指令，暗中扣取話費；另一方面收取違法所得，并制作對賬單，按照約定比例進行分成。
此外，歐某還特意招聘了余某等人作為程序員協助他修改、完善惡意扣費代碼以及搭建、維護手機銷售管理系統，為犯罪團伙足不出戶“偷話費”提供技術支持。
至此，一條專門盯上“老人機”的犯罪產業鏈逐漸成形。
“可以把這個產業鏈看作玩具和遙控器。”王囡囡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解釋案情，在熊某的干預下，一批中“病毒”的“玩具”被投入市場，在余某所制作的“遙控器”的操控下，自動訂購了毛某、蔣某等從上游SP商處獲取的商品服務。
“同時，這個后臺操作可以把發送的這些指令短信或者通話記錄屏蔽，手機用戶就不知道自己訂購過這些業務。”王囡囡說，所有訂購痕跡被“遙控器”抹去。最終，扣取的話費由犯罪團伙按比例分成。
惡意扣費行為該如何定性？
法律亮劍，嚴懲不法分子
歐某等人通過植入代碼遠程控制“老人機”，在機主不知情的情況下惡意扣費行為該如何定性？這是本案的一個爭議焦點。
根據刑法規定，歐某等人的行為同時構成盜竊罪和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是犯罪嫌疑人對國家事務、國防建設、尖端科學技術領域以外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實施非法控制，屬情節嚴重的行為。”王囡囡介紹，歐某等人寫入惡意扣費代碼、遠程操控他人手機的行為符合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犯罪構成。
對社會公眾來說，更為熟悉的是入戶盜竊、扒竊等盜竊形式，但隨著社會發展，盜竊的犯罪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斷變化。“手機話費屬于本案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歐某等人在機主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其秘密訂購增值業務、扣取用戶話費，從中非法獲利，其取財方式具有秘密性，符合盜竊罪的手段特征。”王囡囡說，雖針對某一用戶的竊取金額較小，但整體非法獲利達到了數百萬元。
同一行為構成了兩個罪名，該如何取舍？這也是案件的審理難點之一。
基于量刑不同，被告人的相關辯解及辯護意見提出，應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量刑。“這屬于法條競合，應擇一重罪處斷。”常州中院法官戴明慧回應，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最高刑為7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相比較而言，犯盜竊罪，數額特別巨大的，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盜竊罪屬于重罪。因此，本案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犯罪團伙有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行為，但控制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還是實施盜竊，因此用盜竊罪來評價也更為準確。”戴明慧說，法院依法對該犯罪團伙進行懲處，認定歐某、毛某為主犯，熊某等為從犯，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和罰金，以“嚴”字當頭，為受害者撐起法律保護傘。
《 人民日報 》（ 2025年03月27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