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述史】一封書信，毛澤東、周恩來西安事變前給張學良寫了什么？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的《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上，陳列著一份信件，內容以“漢卿先生閣下”開篇，全文三百余字，卻見證著一個決定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

　　這封信寫于1936年10月，由毛澤東、周恩來共同署名，“漢卿先生閣下”則是收信人張學良。2個月后，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掀起全民族抗戰的新高潮。

　　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何要致信張學良？時間回到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隨后，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爭取張學良東北軍反蔣抗日的問題；8月，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提出，黨和紅軍應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放在第一位，實現與蔣介石聯合，爭取中間階層，推動全國抗日運動，并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獨立性。

　　中國共產黨大力推動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陜北積極開展了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1936年4月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赴延安與張學良秘密會談，張學良表示接受中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但同時表示，抗日不能反共，也不能反蔣，要設法使蔣抗日。

　　中共中央對張學良提出的“聯蔣”抗日意見十分重視。同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黨根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作出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大調整和變化。

　　1936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為聯合抗日致信張學良。信中申明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不進攻紅軍，紅軍將首先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并請張學良將黨的意見轉達蔣介石，望其即速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寇深禍急，愿先生速起圖之”。

　　張學良、楊虎城多次“苦諫”、“哭諫”蔣介石，不僅無效反而遭到斥責，被迫于12月12日采取“兵諫”，在西安臨潼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以及陪同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愛國領袖和一切政治犯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急電中共中央請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代表團到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談解決西安事變的有關問題。在弄清情況后，18日，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大局為重，致電國民黨，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自陜甘撤退“中央軍”，援助晉綏抗日前線，承認紅軍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的主張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的贊同。自西安事變爆發以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主張，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

　　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并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即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介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面，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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