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戲曲基礎教育和培養機構缺失，人才斷檔流失。清代康熙年間商州有“雙盛班”，清末有龍駒寨的“善慶班”，民國有商縣腰市的“同順班”，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山陽縣劇團的戲曲訓練班。這些科班除了培養學員的戲曲基本功，還開設有文化課和音樂理論等課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商洛二黃戲培育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藝術人才，極大地促進了商洛二黃戲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嗣后，由于演出活動的不景氣，訓練班也被迫解散。過去跟班培養的拜師學藝方式，也因為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消失。隨著建國后培養出來的老演員、老琴師的陸續調離和退休，商洛二黃戲無論是表演人才、戲曲音樂編創人才以及舞美、導演人才，都已到了極度稀缺的天地。
　　(四)專業劇作家缺乏。自編自創的現代題材劇目少，演出活動不能緊扣時代脈搏，關注民生大計，透視國家的前途命運和社會的進步。記得有一位商洛作家說過這么一句名言：如果說沒有名演員的劇團，不能稱之為劇團的話，那么，沒有自己劇作家的劇團，恐怕也僅僅只能是一個平庸的劇團而已。易俗社當年之所以演出影響大，主要是擁有像范紫東、孫仁玉、高培支、李桐軒、李約祉、呂南仲、封至模等一批優秀的劇作家，創作了《三滴血》《軟玉屏》《三回頭》《柜中緣》《奪錦樓》《庚娘傳》《雙錦衣》《還我河山》等一大批影響較大、至今仍然流傳不衰的好劇本。這些劇本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結構宏大奇巧，情節復雜乃至離奇，藝術感染力強，劇本文學性高，語言鮮活，唱詞優美，雅俗共賞。商洛地區劇團之所以能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接連取得輝煌的演出成就，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有一支自己優秀的劇本編創隊伍。多年來他們始終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藝術創作原則，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帶頭體驗城鄉人民生活實際，抓住當今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致力于創作富有普遍意義和地域特色的戲劇精品，從而引發了極大的社會共鳴和轟動全國的演出效果。相比之下，二黃戲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沒有建立起自己與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命運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的劇作家隊伍，可能也是它致命的一處軟肋吧。
　　原因可能還有很多，我以為最主要的還是上述這幾點。
　　對二黃開展搶救保護工作的建議
　　遺憾的是，商洛的二黃戲至今沒有被列入省、市、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也沒有確定代表性傳承人。顯然，相比于安康市而言，這項勢在必行的工作，我們的起步是遲了一點。“人間國寶”，是日本人對那些造詣深厚、身懷絕技的藝人和工匠的稱謂。半個世紀前，日本就開始在全國選拔認定“人間國寶”了。從這個名字你就能感覺到，這是一種對文化莫大的尊重和敬畏，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層次和素質。有了這種“文化之根”，你就不會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今天，感到恍然若失。因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保護自己民族的民間文化，就是保護傳統文化的多樣性，也是保護國家的“文化安全”。否則，國人就會失去民族文化的支撐和自信，失去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營造，就很容易淪落為西方文化的附庸。文化上沒有地位，政治上、外交上也很難有地位。
　　雖然我們的二黃目前尚沒有被列入“非遺”保護項目，但它一直被視為中國古代戲曲的活化石，并且它對中國國劇京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范紫東先生在《樂學通論》一書“清曲之源流”的章節中介紹說：“梨園是二黃的發源地。唐天寶年(公元714-756年)為二黃發端時，黃幡悼、康昆侖是二黃的創始人，而唐玄宗(李隆基)乃開山之祖。”可見二黃是承載了大唐梨園音樂的精髓的。而且它特有的曲牌也十分豐富，傳統的演唱曲調和器樂曲牌有400多種，按照使用樂器的不同，又分為嗩吶曲牌、笛子曲牌、絲弦曲牌；根據性能和使用的場合，又分為軍樂、禮樂、宴樂、物樂、喜樂、哀樂、神仙樂7類。因而它又是破解中國戲曲板腔體系和古典戲曲音樂結構演變的重要佐證。它的古典音樂元素超強豐富，不但是我們的祖先為后代留下的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也是現代戲曲音樂創作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資料富庫。漢調二黃“雒鎮派”便是這一古老劇種流傳至今的集中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