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在題為《新常態下的中國民營經濟新態勢》演講中，詳細闡釋了中國與歐美經濟新常態的不同之處，并指出全球新常態帶給中國民營經濟重大機遇。
歐美日新常態特征一：低增長高失業金融風險大
　　林毅夫認為，長期以來，美國增長速度是3%，這是它的常態。金融危機以后，美國在2013年增長只有1.9%，2014年按照預測也只有2.1%，而且可能要到2016年以后才能夠恢復到3%。從失業率角度看，報道說美國失業率已經降低到6%以下，與危機前情形差不多，但實際上這只是統計意義上的。如果考慮勞動參與率等指標，美國現在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之前正常范圍還低了3個百分點，美國現在的失業率還是將近10%。
　　歐洲國家在2008年危機以后，出現了負增長，2012年是負0.6，2013年是負0.4，2014年可能在1%以下。從失業率看，西班牙、希臘在25%以上，沒有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的法國等國家，失業率也都在11%以上。
　　日本從1991年房地產泡沫以后，就出現了長達20年的經濟疲軟，被稱之為迷失的20年。目前日本實際經濟增長率還在節節下滑，2013年是1.5%，2014年可能只有1.3%。日本失業率跟歐美國家比起來好像比較低，但日本這個社會是長期低失業率，1.5%對它來講是高失業率了。
　　為什么說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風險巨大呢？林毅夫指出，在經濟增長率低、失業率高情況下，發達國家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好，要救濟失業人口，經濟增長慢，政府財政稅收就少，財政赤字就會相當高，而且積累得相當快。在這種狀況下，為了降低政府新債成本及還本付息壓力，發達國家采取低利率政策，而貨幣寬松的結果就是資金流動頻繁。像華爾街金融投資家，就大量把資金用在股票市場投資，把股票價格炒得非常高。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現在達到18000點，在危機之前是13000點，但美國實體經濟并沒有完全恢復。在2008年危機之前，道瓊斯指數是13000點，大家公認美國市場有泡沫，而目前股票價格更高，那不是意味著泡沫更大？
　　【時報點評】從戰后70年的發展歷程來看，3%左右的增長速度堪稱美歐日等老牌發達經濟體的“正常狀態”。但是，關于發達經濟體金融市場的風險，也許我們可以有另一種看問題思路：眼下，美國正在積極恢復“正常狀態”，歐洲稍慢些，而日本的麻煩則仍然比較多，但是新興經濟體的狀況同樣不是非常樂觀，國際資本似乎更愿意留在老牌發達經濟體，而不愿冒險嘗試投資新興經濟體。換句話說，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發展水平與成熟度的滯后，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發達經濟體股票市場的指數。
歐美日新常態特征二：結構性改革進入“囚徒困境”
　　林毅夫認為，新常態在發達國家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在危機發生之后，一個國家要實現正常增長，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已經談了很多年了，為什么發達國家還不進行結構性改革？主要原因是這些結構性改革在推行的時候都是長期有效，短期是收縮性的。政府財政赤字減少，同樣政府開支減少，那么消費與投資要減少，消費與投資減少情況下，經濟增長率更慢，失業率就更高。可是現在發達國家失業率都在歷史最高水平，因而結構改革政策上就不可行。
　　在林毅夫看來，美國結構性改革還沒有推行，真實失業率很高，如果歐洲想搶占市場的話，美國失業率就更高，那美國肯定不干了。這種情況下，美元就會出現競爭性貶值，日本同樣如此。日本失業率越來越高，在這種狀況下，歐元用貶值方式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日本也不會干，就會競爭性貶值。反過來，如果美國真想用貨幣貶值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那歐元區也不干，日本也不干，結果大家就進入到“囚徒困境”。如果沒有結構改革空間，政治上真正結構性改革就很難推行。這種狀況也是歐美新常態特性之一。
　　【時報點評】美歐日都是老牌發達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他們經濟體系中的許多問題。但是，長期以來，對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一直是老牌發達國家為落后國家開出的藥方。說到發達國家的失業問題，具體原因恐怕要更為復雜，而匯率對這個問題的影響程度如何，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分析來加以證明，而且，從相對較長的時間跨度看，對于美歐日這樣已經高度成熟的經濟體來說，靠貶低本國貨幣的匯率對經濟結構調整恐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中國新常態特征一：經濟潛在增長率為8%
　　中國在新常態下會進入到一個中高速增長，但問題是中高速增長到底是多高呢？林毅夫看法是，首先要清楚這個發展階段其潛在增長率還有多高。
　　林毅夫分析，任何一個經濟體，經濟要增長收入要提高，前提是勞動生產率水平要不斷提高，需要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但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個差異，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已經在世界最前沿，在這種狀況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需要自己發明。而自己發明的話，投入非常大，風險也很高。正常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大約在3%，這是它發展的潛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有點不同，固然中國需要技術創新，需要產業升級，但是中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都是在國際技術前沿、產業前沿內部的創新與升級。中國有發達國家經驗可以借鑒，技術可以引進、可以消化、可以創新，產業也是這樣。
　　林毅夫認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用了35年后發優勢。判斷一個發展中國家后發優勢還有多高，要看現在的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差多少。從這個指標衡量的話，中國現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差距，相當于日本在50年代初的時候，新加坡在60年代中期的時候，臺灣地區與韓國在70年代的情形，這些東亞經濟體都是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他認為中國的增長潛力還是8%。
　　【時報點評】關于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如何、能否長時間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學術界歷來存在針鋒相對的不同看法。中國目前的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許確實與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70年代的臺灣和韓國相似，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經濟體量之大，以及種種歷史條件和當下需要面對的國內外環境也絕非是當年的日本、新加坡、臺灣、韓國可以比擬的。不過，中國經濟的發展空間還遠遠沒有到天花板，因為我們的經濟需要做精、做細的地方還實在是太多。
中國新常態特征二：財政政策可以更積極
　　展望未來，增長情形會怎樣？林毅夫強調，中國有8%的增長潛力，這樣的增長潛力能發揮多少，決定于外部條件與內部條件。外部條件出口，發達國家新常態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出口增長一定會在一位數或者更低，這會影響中國潛力的挖掘。內部因素首先要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消費增長情形怎么樣。從投資機會來看，中國作為中等發達國家，投資機會還是非常多的。即使我們很多產能過剩，但作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需要給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的回報率很高。基礎設施完善空間非常多，尤其是在城市內部地下管網、污水處理等等。包括環境的改良，城市化等，這些都是會有很高經濟回報率的投資機會，這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最大差異。發達國家經濟疲軟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發展中國家好的投資機會非常多。
　　中國政府負債占GDP比重只有40%多，林毅夫認為，政府可以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啟動投資、啟動消費。不僅政府財政狀況好，也就是說可以用政府的錢啟動民間投資，而且中國有4萬億外匯儲備，要進口機器和設備，中國外匯是最多的，這與其他國家不一樣。新常態有8%的增長潛力，實際實現的經濟增長率應該可以達到7到7.5%之間。
　　【時報點評】我們相信，中國經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至于今后若干年我們能夠實現多少的增長速度，正如林教授所言，取決于我們自己如何把握內外部的經濟環境。從目前稅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政府財政對國民經濟的增長確實負有重要責任，這也是過去35年中國經濟取得驚人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在新常態之下，我們是否應該有更為多元化的增長動力來源呢？
　　新常態下民營企業存在重大機會
　　林毅夫指出，技術創新、海外投資和彎道超車是民營企業在新常態下的三大機遇。他提醒民營企業家對中國保持中高速增長要有信心，這種中高速增長對民營企業會有挑戰，但更多的是機遇，只要把機遇抓住，民營經濟在未來會發展的更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重要的支撐力量。
　　一個就是技術創新。在國際新常態、中國新常態之下，中國可以進行海外并購取得新技術，這是傳統的高端制造業、科技小企業進入到新產業的很好機會。海外新常態經濟發展不好，外國政府會鼓勵境外資本進去投資。過去很多技術、很多產品要想進入可能有很多障礙，現在沒有。民營企業到海外并購，把技術用并購方式購買回來，這是很好的機會。
　　二是海外投資。中國勞動密集型競爭優勢不斷喪失，一部分大企業可以經營品牌，搞市場渠道管理和研發，但部分企業數量非常少，大部分加工企業唯一出路是轉移到海外，到工資水平比中國低的國家去。這是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面臨中高速增長新常態下的一個選擇。另外產能過剩的行業，鋼材、水泥、玻璃等，在世界上還是短缺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那么差，要改善基礎設施需要這些建材，隨著“一帶一路”戰略轉移到海外去，利用當地巨大市場需求，把我們現在已經固化的產能變成新的投資。
　　三是高新技術行業可以彎道超車。中國增長相對中高速，這樣給高新技術產業提供機會，那些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周期短的高新技術產業，具有非常好的機會。中國可以與發達國家在同一個起跑線競爭，像互聯網產業、手機產業等等。
　　【時報點評】中國目前已經是不折不扣的中等收入國家，站在這個“坎”上，我們有可能會邁入發達國家之列，也可能長期陷在“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中而不能自拔，而成敗的關鍵就在于創新。所謂創新，既包括技術上的創新，也包括經營模式上的創新，即從出口產品、服務到資本輸出。然而，我們在放眼世界的時候，也絕不能忽視內部，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于疲軟的狀態，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國內的經濟仍然還有許多不夠精致的方面。“走出去”固然可以幫助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轉移、消化過剩產能，但不一定有利于刺激創新，并由此提高國家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