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我國經濟增速連續19個季度回落。這19個季度又可分為兩個小階段：第一個小階段增速大幅回落，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回落4.7個百分點；第二個小階段增速趨穩、穩中略降，從2012年第四季度的7.9%下降到2014年第四季度的7.3%，回落0.6個百分點，降幅明顯收窄。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仍會有所回落，但降幅有望進一步收窄。我國經濟進入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速度換擋期，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但不能把新常態理解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事實上，經濟新常態將為經濟發展拓展新空間、增添新動力。
不能把新常態理解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增長由高速轉為中高速，但有人將新常態片面理解為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對此，必須予以澄清。不能把經濟增速一路下行視為新常態的特征，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將會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
經濟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將難以實現。按照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4年已有基礎上，從2015年至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需年均增長6.7%。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回落，到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已降至6.8%，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最低增長率的邊緣。今后，若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就很可能降至6.7%以下，到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就難以實現。
經濟增速若一路下行，將會嚴重影響社會預期和企業投資。如果形成一種經濟增速不斷下降的社會預期，將極不利于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回落，企業盈利增速也在下降。到201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已降至3.3%的較低水平，既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7.4%，也低于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率6.8%，更低于全國財政收入增長率8.6%。同時，到2015年1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連續35個月負增長。社會預期不斷下降，特別是企業盈利預期不斷下降，將會嚴重影響企業投資，并由此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和升級。
經濟增速若一路下行，將會影響財政收入增長。2014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8.6%，為1992年以來即23年來首次進入個位數增長。今后，若經濟增速一路下行，財政收入增速也會一路下行。這樣，需要財政支持的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關改革措施落實、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社會保障擴大、收入差距調節等都會受到影響。
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推動作用的力量在哪里
近3年來，宏觀調控的“微刺激”措施起到了“保下限”的作用。但經濟增速下滑具有慣性，如果沒有阻止下滑的足夠力量，或者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即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經濟運行就有可能滑出下限。因此，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已不是在短期宏觀調控層面所能解決的，也不是單純靠市場機制調節所能解決的，因為市場機制具有自發性和慣性。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需要從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更高層面，也就是從中長期經濟發展總體戰略層面，尋找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推動作用的力量。這就需要從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用好我國經濟的巨大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尋求我國經濟發展在資源配置空間格局上的戰略性重大突破和創新，構建我國經濟發展新棋局，釋放巨大的需求面和供給面潛力。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展開治國理政戰略布局的過程中，不斷探索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大突破和創新。這一探索的主要時間表如下：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同志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這一戰略構想，2013年11月納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2014年3月納入《政府工作報告》。2014年11月，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專門研究“一帶一路”規劃問題。
2013年5月，習近平同志在天津調研時提出，譜寫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京津“雙城記”。2013年8月，他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發展問題時提出，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2014年2月，他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提出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
2014年4月，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此前一個月，“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
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明確提出“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爭取明年有個良好開局”。這標志著優化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三大國家戰略正式形成。三大國家戰略的形成，是中央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情況下，根據全球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我國經濟發展在空間格局上的重大突破和創新，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作用。
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能夠促進我國東、中、西部區域之間廣闊的合縱連橫，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城鄉結構大調整，以點帶線、由線到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增長帶和城市群；能夠促進國際與國內經濟發展互聯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對外開放新局面。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不僅能釋放提升投資的巨大潛力，而且能釋放擴大消費的巨大潛力，使消費在經濟發展中更好地發揮基礎作用，使投資更好地發揮關鍵作用。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不僅能釋放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力，而且能釋放拓展外需的巨大潛力，促進“三駕馬車”更均衡地拉動經濟增長。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不僅能釋放需求面的巨大潛力，而且能釋放供給面的巨大潛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實現創新驅動和提質增效升級。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對于我國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抓住和用好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長遠意義。
2015年，雖然經濟增速仍會有所回落，但有望觸底，完成階段性探底過程。同時，三大國家戰略將實現良好開局。2016年至2020年，以三大國家戰略為引擎所釋放的新動力，加之“十三五”規劃的啟動實施，將會積蓄起經濟增長向上的推動力量，使經濟增速止跌企穩并適度回升。
如何為經濟增速適度回升積蓄力量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經濟波動在上升期和回落期具有不同的功能。回落期是調整期、消化期、淘汰期，這時市場低迷，企業經營困難，預期前景不看好，難以擴大投資和實現創新驅動；而上升期是創新活躍期、市場活躍期、投資和消費活躍期，預期前景看好，有利于經濟實現提質增效升級。現在常聽人說，要利用經濟下行的“倒逼機制”使企業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實現技術創新。實際上，“倒逼”的壓力是在經濟下行階段產生的，即“倒逼”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經濟下行時暴露出來的，但這些問題最終要在經濟回升過程中解決。也就是說，“倒逼機制”的最終實現是在經濟上行階段。因為在宏觀經濟回升的大環境中，企業生產經營狀況改善，企業利潤增速提高，原材料、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價格尚處于低位，信貸條件相對寬松，市場前景看好，市場信心恢復，這就有利于企業擴大投資，有利于企業轉方式、調結構、推進技術創新。
經濟學家熊彼特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和分析：經濟發展過程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是“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二者一起形成被稱為經濟周期的過程。他把經濟周期劃分為4個階段，即復蘇、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和繁榮的上升波動是實現創新、創造新結構的過程；衰退和蕭條的下降波動是對創新的消化、清理、調整和吸收過程，即破壞舊結構的過程。
我們應主動利用經濟波動規律，以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大突破和創新為引擎，不斷創造新結構，包括新的區域結構、城鄉結構、城市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供給結構等，積蓄和釋放持久的、向上的推動力量，促進經濟增速適度回升，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為此，需要做到兩個“堅持”：堅持穩中求進，堅持以改革推進。
堅持穩中求進，著眼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鑒于歷史的經驗教訓，應牢記“四個不能”：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哄而起，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不能低水平競爭。應搞好頂層設計，科學制定規劃，落實好具體的實施方案、關鍵的標志性工程、相應的民生改善項目。把年度、季度宏觀調控措施與三大國家戰略的實施緊密結合。確定好三大國家戰略到2020年及其后的實施時間表、路線圖，并將其具體化和精細化地分解為各年度、各季度可操作和可檢查的措施，相互銜接、相互配套地實施。應明確，新一輪經濟回升不是簡單地把經濟增速搞上去，而是要實現尊重經濟規律、不導致大起大落的健康回升，實現沒有水分、實實在在的回升，實現沒有高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回升。在經濟適度回升中，繼續化解原來高速增長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防范各種風險。
堅持以改革推進，著眼于體制機制創新。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三大國家戰略實施中，政府作用除了體現在搞好頂層設計、科學制定和落實規劃，還體現在全面深化改革、以體制機制創新推進整個工作和破解其中的難點。這涉及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行政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