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債轉股話題的討論成為焦點。自3月中旬決策層認可債轉股以及新一輪債轉股的各類消息傳開，引發了各方討論。其中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央行原副行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吳曉靈撰寫的《用市場化思維和手段去杠桿——兼談對債轉股手段的運用》頗受關注。據悉，這篇文章在近期國務院組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認同，由此被外界視為是最接近決策層有關債轉股操作思路的文章。與此同時，近日，媒體上也廣泛傳播1999年時任建行行長周小川發表的《關于債轉股的幾個問題》。此文主要內容包括債轉股的概念、動機和運作、中國國情與債轉股、債轉股的實施和運作中需要防止的道德風險。

　　對中國而言，債轉股并非陌生。早在1998年，中央政府通過債轉股為國有企業減掉的債務高達2萬億元。那么這一輪債轉股與上一輪債轉股有什么區別？政策思路有何變化和新意？

　　不可否認，推動債轉股有一定道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四大產能過剩行業的存量有息負債達5.4萬億元，其中銀行貸款2.8萬億元，債券1.6萬億元，信托等非標約1萬億元。可見，當下中國迫切需要一場真真切切的債轉股運動，改變企業高杠桿率的現象，推動企業資本投資和創新能力的發揮。

　　一是要積極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比如立足修改《證券法》而非行政措施來徹底改革A股市場的架構，讓A股市場、新三板市場以及區域股權交易市場真正從行政市轉為市場市，讓股票市場能夠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再如完善債券二級市場建設，讓二級市場來引領并左右對債券類工具的風險跟蹤和定價，以此來約束各類發債主體的行為。

　　二是要及早抓住時機積極推動債務重組。在債務經濟模式進入到“三期疊加”后，債權人需要切實認識到債務重組的廣泛性和必要性，及時摒棄單方行動而聯手一致對債務人的資產、業務和債務進行重組，才能實現各方的共贏。這對更有便利監控企業賬戶的銀行尤其需要如此，以維護其他債權人的利益以及債務人持續發展的機會。當然，監管層需要鼓勵資產管理機構和業務的發展，鼓勵金融創新，改善業務、資產和債務重組的整體環境。

　　三是商業銀行要積極組建股權投資機構進行股權投資，這點對于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中國尤其重要。2016年2月末，我國人民幣貸款余額97.19萬億元。如此狀況下，商業銀行無疑已經成為債轉股的關鍵，這正如全球央行都在拿負債形成的外匯儲備進行股權投資等資產配置。

　　與過去不同的是，這一輪的債轉股可能不是來自政策要求下的批量債務處理，更可能是以個案形式不斷出現。

　　此前曾有報道稱，中國將于近期出臺相關文件，允許商業銀行在不良資產處置領域實施債轉股。盡管政策未正式出臺，但已有企業和銀行先行一步，例如熔盛重工。如果熔盛重工的做法擴展開來，將會在國內銀行業內形成又一輪事實上的債轉股。銀監會主席尚福林曾表示，國內銀行業將加強風險考核，考核指標包括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和資本充足率等。

　　債轉股能否真的改善銀行的賬面表現？從資產質量的監管指標看，債轉股確實可以優化商業銀行的報表，但業內人士指出，如果從資本占用、未來資產減值等綜合因素看，債轉股不一定是美化銀行報表的靈丹妙藥。有業內人士預期，即使未來放行政策落地，商業銀行也需要量力而為，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債轉股井噴。不過，考慮到目前的狀況，企業和銀行存在較為迫切的債轉股需求，對企業來說是迫切需要債轉股，對銀行來說則是不得不接受債轉股。

　　此外，對于本輪債轉股，金融界和產業界的態度也不一：鋼鐵、化工等產業如盼春雨，以為盛宴開啟；以銀行為主的金融界眼看貸款本息難以收回，做股東實屬無奈。銀行界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上輪債轉股就有后遺癥留下。當時，國務院批準原國家經貿委推薦規模內債轉股企業580戶、債轉股金額4050億元。時至今日，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手中仍持有一些當時留下的股權未能處置變現，其中不少是難以處置、無人愿意接盤的。

　　近十幾年來，國有企業迅速發展，但并未根本改變體制弊端。因此，決策部門要高度認清的是，如果再把巨額資源投入到為國有企業搞債轉股，無疑是再次拿出巨額財政資金來為低效的國有經濟增資。債轉股即使轉成優先股，只是在分紅和資產處理上具有一定的優先權。本質上還是拿時間換空間、避免短期記成壞賬的債轉股，并不是一石三鳥的靈丹妙藥。

　　僵尸企業出清關鍵是依靠市場的力量。沒有市場前景的企業，就應該讓它破產，不能讓它通過債轉股的方式繼續生存。但哪些行業、哪些企業能做以及怎么做，也應由企業和銀行機構自主談判來決定，不能由政府指令，否則埋下的隱患非常大。(周子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