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滑，1-4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5.2%，與去年全年10.1%的增速相比，幾近“腰斬”；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62.1%，比去年同期也降低3.2個百分點。民間投資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剪刀差”拉大，并非好的現象，說明在刺激政策支持下，公共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明顯。

　　為引導鼓勵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國務院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查近日分別組織赴有關省（區、市）和部門開展第三方評估和專題調研。調研重點圍繞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加強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務、營造公平競爭的投資環境、發揮政府投資的引導帶動作用、促進創業創新中民間投資發展、加大對民間投資的金融支持、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以及落實地方政府和部門責任等方面。

　　實際上，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支持民間投資的力度不可謂不大，鼓勵和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改革措施與各項政策文件更是不勝枚舉。引自財政部的數據顯示，目前各地政府已推出7835個PPP項目，總投資額約8.8萬億元，然而上述PPP項目落地率僅約為21.7%，大部分PPP項目還在前期準備中，民間資本參與項目少是一個難點。

　　為何一方面是政府部門的積極引入，另一方面卻是民間投資熱情較低？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源，在筆者看來，最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在經濟下滑的背景下，大部分項目的預期收益情況不佳，民間投資項目選擇十分謹慎。從整體基本面來看，3月經濟反彈并未持續，4月中國經濟數據大部分不及預期，顯示當前經濟仍然保持疲軟態勢。

　　例如，盡管前期鋼材價格反彈，但4月工業增加值數據并未延續3月反彈態勢，降至6%，比3月回落0.8個百分點，顯示去產能過程對工業生產的影響；而去產能進程也會引發就業前景的悲觀情緒，影響當期消費，出于增加預防性支出的考慮，4月銷售也有所下滑，社會零售品銷售總額從3月10.5%下降至10.1%，回落0.4個百分點；同時，固定資產投資作為累計增速從3月的同比增長10.7%，下滑至10.5%。

　　二是盡管政府積極推動PPP項目，但民間投資態度冷淡，其中項目的盈利情況、長期資金來源等也是社會資本擔憂的問題。從PPP項目而言，由于PPP項目大多涉及公共服務，而公共服務大多帶有公益性質，現金流估算往往面臨較大的政策不確定性。例如，在水務領域，早前有過通過BOT方式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的案例，但由于水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尚不完善，且水價調整涉及到民生，項目現金流估算比較困難。再如，城市地鐵項目出于引導公眾綠色出行，緩解城市交通的考慮，地鐵票價在不同城市存在一定折扣，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幫助企業計算成本與合理補貼都是政府與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三是體制性因素讓民間投資擔憂更大。大力推廣PPP模式，從政府角度看有拓展融資渠道、緩解債務風險的內在考慮，但如果只是政府單方面的好處，無法真正做到與企業利益共享，則很難獲得社會資金的青睞。此外，政策連續性也存在不確定性，一般而言，PPP項目時間跨度長，部門變動是否會保持政策連續性是社會資本的隱憂。

　　因此，當前民間投資增速“腰斬”值得高度警惕。在新一輪穩增長政策出臺的情況下，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意義重大。近期國務院決定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不失為發現問題，走出困境提供了契機。在筆者看來，若想發揮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還需要從供給側改革著手，將國企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要素價格改革等改革落到實處。

　　具體來看，第一，致力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PPP模式是當前財稅改革推進下，開拓融資渠道、化解政府債務風險、保證基建投資項目順利推進的新模式，但若僅立足于此，恐怕也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廂情愿，難有所作為。做到政府與企業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既通過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型，改變政府以往集運動員與裁判員于一身的角色錯位，才有可能吸引社會資本的參與。

　　第二，加快推進資源品價格改革。當前諸多基建投資涉及到公共服務，而目前諸多公共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尚未理順，也對項目收益成本核算造成一定困擾，這意味著未來加速公共產品定價市場化勢在必行。例如，醫療領域，藥品政府定價應該進一步取消；水電煤氣價格方面，擴大輸配電價改革試點，推進農業水價改革，全面實行居民階梯價格制度等等。與此同時，還需配合以完善稅制、統一監管、打破準入等配套措施，通過政策組合拳推動公共產品價格市場化。

　　第三，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相比于國外普遍意義上的PPP（即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中國的PPP定義為政府與社會資本之間的合作，其中最大的區別在于中國的企業部門其實包括大量的國有企業。在此形勢下，如果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地位不對等，民間資本熱情較低不難理解。此外，如果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現狀無法改變，行政手段干預企業經營，風險剝離也只是美好的想象，即便債務從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中剝離，也會轉嫁到國有企業部門，亦為變相的政府債務。

　　第四，金融改革協調推進。目前受金融監管等因素影響，金融市場上更多的是流動性、收益性、靈活性都較好的短期金融工具，從而吸引長期資金參與到短期融資中。可以看到，當前銀行信貸資金大多集中在3-5年，超過10年以上的長期貸款占比有限，而這與PPP項目的資金需求存在差異。此外，當前社會融資成本高，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國內資金期限錯配。從這一角度而言，加大金融市場改革，發展債券市場為投資者提供更長期金融工具，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都有助于解決PPP項目期限錯配的問題。

　　總之，在當前經濟增長持續低迷的階段，一方面要重視穩增長政策的循序漸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加快供給側改革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民間資本面臨擠出效應時，若想讓民間資本重燃熱情，還需在政府職能轉變、價格改革、國企改革與金融改革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和支持，畢竟只有協調推進改革才能實現提高民間資本投資的初衷。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