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國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可能會帶來反腐敗國際合作的一些障礙，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各國有各國具體情況，所以我們要有思想準備，這需要一個過程

　　李華波，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原股長。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這么一個小股長，在4年時間里伙同他人騙取鄱陽縣財政局基建資金9400萬元。李華波將這筆巨資中的2953萬余元轉至新加坡，隨后，他本人也緊隨贓款去向，在2011年1月29日逃到了新加坡。

　　對這個外逃貪官來說，2014年的11月是個揪心的月份。

　　11月11日，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閉幕，此次會議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11月15日至16日，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批準了2015年至2016年反腐行動計劃。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G20會議通過反腐行動計劃是一個重要信號，有力證明中國反腐敗已經全面、系統、規模化地走向國際合作過程。

　　從APEC北京會議到G20布里斯班會議，國際反腐大網越織越密，李華波們的“好日子”為時不多了。

　　從北京到布里斯班的延續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亞第三大城市。為了辦好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這座城市早早就開始做準備。

　　在布里斯班做準備的同時，世界的目光也提前聚焦到這里——這次峰會的議題不光涉及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改善民生和就業問題，還有可能延續APEC北京會議的國際反腐問題。

　　在11月11日閉幕的APEC北京會議上，由中國主導起草的《北京反腐敗宣言》出爐，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也隨之成立。有分析認為，APEC北京會議構建了亞太地區國際反腐新秩序。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開始推測，G20框架下的國際反腐是否也會更進一步。

　　事實恰如各界所預料。11月16日，G20布里斯班峰會閉幕當天，峰會公報發表。公報稱，“我們核準支持增長和抗風險的《2015-2016年G20反腐敗行動計劃》。我們正采取行動建設反腐敗合作網絡，包括加強司法互助，返還腐敗資產，拒絕為腐敗官員提供避罪港。我們承諾提高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所有權透明度，并通過落實《G20受益人所有權透明度高級別原則》，提高受益人所有權透明度”。

　　對于G20布里斯班峰會公報的這段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認為，這是國際反腐議題的延續，“從北京議題到布里斯班議題，中間有一定的接續度”。

　　在高波看來，APEC北京會議是中國外交的“主場”，G20布里斯班峰會則是“客場”外交。G20的“客場”讓《北京反腐敗宣言》獲得更多國際認同，同時也說明，中國正積極主動介入國際反腐合作議題，中國正主動推進國際反腐合作新秩序繼續發展。

　　追贓成為國際反腐重要內容

　　國際反腐合作新秩序的繼續發展，將會在哪些方面體現出來？

　　“從實體層面來看，各國的執法執紀機構將建立更密切的溝通機制，具體的對應部門將會有更進一步的合作機制。”高波說，在合作內容上，則會更加突出追贓。

　　李成言也表示，G20各國在返還腐敗資產上達成共識可以說是反腐敗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突破。資產返還是國際反腐敗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資產返還所涉及的金額不是少數。很多國家對資產返還還是采取保守乃至抵制的態度，這樣的態度必須經過像G20這樣重要的國際會議才能推動其向前發展。

　　在高波看來，追贓還涉及諸多細節上的問題，如對外逃人員蹤跡的確定，必須經過監測、定位等技術性工作；再如贓款數額如何認定、如何沒收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各國在成功案例分享、人員培訓等方面有進一步合作。

　　“未來還要做大量的締約工作。”高波說，盡管我國與不少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刑事司法協助機制，但我們與加拿大、美國等國家之間的合作還比較弱，并且與這些國家一直未簽訂引渡條約，而這些國家往往是“大貪”潛逃的選擇。簽訂條約可能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未來的國際反腐合作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強共同防范。”高波說，防范工作需要建立相關人員信息共享制度，通過銀行信息、出入境信息等資料的共享，加強對人員及資金等流向的監測，及時防范貪官外逃。

　　“未來的國際反腐合作將以防逃追逃為核心，這也是國際反腐新秩序的升級版。”高波說。

　　國際反腐合作仍存困難障礙

　　十八大以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正席卷中國。高波將中國的高壓反腐實踐稱作“中國現象”。

　　“中國現象得到更多的國際認同。”高波說，在國際反腐合作上，G20框架中的發展中國家一直處于弱勢地位，因為發達國家之間已經建立了無縫銜接的反腐合作機制，他們在與發展中國家的反腐合作中沒有積極性。然而，中國的反腐實踐產生了話語空間：發達國家自稱是法治國家，但為何卻成為貪官的“避罪天堂”？

　　高波認為，中國的高壓反腐實踐讓一些發達國家放下身段，開始研究如何打擊“避罪天堂”，如何與腐敗受害國展開包容透明的務實合作。

　　“因此可以說，在國際反腐新秩序中，中國力量不可忽視。”高波說。

　　盡管如此，高波認為，在未來的國際反腐合作中還存在一些困難，主要表現為與英美等發達國家簽訂相關條約。

　　李成言也認為，雖然G20未來兩年反腐敗工作計劃將指導各成員加強反腐敗合作和本國的反腐敗工作，但是各成員在具體落實有關舉措上還面臨一些需要跨越的障礙，“各個國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意識形態的差異可能會帶來反腐敗國際合作的一些障礙，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各國有各國具體情況，所以我們要有思想準備，這需要一個過程。另外，我們和加拿大等一些國家需要簽訂對應的國與國的一些協定，以此保障反腐敗國際合作順利進行”。

　　困難也好，障礙也罷，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高波認為，我們應積極探索無引渡條約下的反腐合作機制。如在“獵狐2014”專項行動中多次出現的勸返工作，前提是與相關國家建立必要的協助機制；如遣返工作，一些外逃貪官屬于非法移民，我們可以向相關國家提供扎實的證據，由對方國遣返外逃貪官；再如境外追訴，我們可以提供證據，在對象國法庭審判外逃貪官。

　　“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做這些工作，如在刑訴法修訂過程中考慮國際慣例，加入了缺席審判、沒收違法所得等內容。”高波說。

　　鄱陽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原股長李華波，就是我國首個被沒收違法所得的外逃貪官。

　　江西省上饒市檢察機關掌握了李華波在海外的家庭資產后，向上饒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沒收李華波的涉案財產和違法所得。今年8月，上饒市中院開庭審理此案。

　　上饒市檢察機關指出，李華波涉嫌貪污犯罪，因逃匿一年后不能到案，依法提請法院追繳其違法所得2953萬元及其他涉案財產。其違法所得共18項，其中16項為新加坡方面查獲的違法所得資產。李華波在國內的一輛汽車和位于鄱陽縣的一套房產也被當地檢察機關扣押查封。

　　新加坡警方調查發現，李華波夫婦在新加坡擁有共計價值545萬余新元的財產，除其二人用于全球投資計劃150萬新元外，其余均被新加坡警方查封和扣押。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會副會長謝佑平說，國內法院作出生效判決后，新加坡將依司法協助協定，幫助中國追回潛逃官員違法所得。記者余飛 制圖/李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