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我們這兒土啊！”已經80歲的老高說，“年輕人喜歡什么就做什么吧！”

　　“在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兒花、常常吃窩頭的年代，人們把照相當作一種迫不得已的任務，為了辦理一些證件，不得不照相。”解黔云表示。

　　他回憶說，上世紀60年代，中國照相館照張1寸黑白照片花費0.6~07元，2寸的定價1.05元。而當時在東單市場，5分錢就能買一堆蔫蘿卜，上好的黃花魚才0.25元／斤。

　　那時候還沒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過，擁有一張上色的彩照，對于很多人還是奢望。價格要貴上好幾倍，而且要一個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張這樣的照片，“你就得考慮以后幾個月怎么過”。

　　中國照相館，除了人像攝影和婚紗攝影外，還開拓廣告攝影業務。包括牡丹牌電視機的說明書、茅臺酒的宣傳冊、甚至日本長樂牌香煙的廣告，都出自中國照相館之手。

　　“那時候條件特別艱苦！”說起來，廣告攝影部的伍佩銜很是感嘆。

　　據說，當時國外的攝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并且擁有上百盞燈。而中國照相館只能在一間30平方米的車間里，用兩三盞老舊的碘鎢燈。

　　不僅如此，他們連個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為一個頭盔品牌做廣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張日本摩托車的照片，上面有個身穿紅色衣服的女郎，幾經周折才做成了這個廣告。

　　除此之外，這個部門還負責給新近來到中國的外國企業拍照。這其中包括阿爾卡特、奔馳、日本航空公司，等等。

　　正是在這些發布會上，伍佩銜第一次見識了身穿晚禮服的外國人。

1997年金婚照片

　　為什么我堅持70%，不然還是國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開手腳

　　曾經高高在上的中國照相館，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社區為普通人服務。1992年，由于王府井步行街改造，再加上港臺影樓的沖擊，中國照相館的生意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一天的營業收入只有幾千元，還不夠300多員工中午的盒飯錢。

　　“我們把那段時期稱作‘八年抗戰’，事實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當時一個28歲的高級技師，一個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元，他提出來辭職時說：“我不是不熱愛中國照相，因為我要結婚，掙不到錢，這是現實問題。”

　　1997年，接近退休年齡的孫秀珍奉命領導中國照相館。“我特別不想來，聽說這里特別不好領導，接連換了4個領導。”她快人快語地說，“這里的人都給國家領導人拍照，能夠瞧得起你就不錯了。”

　　但這是組織命令，她只能接受。為了度過難關，這位一把手曾經連續拿過半年800元錢的月工資。

　　1999年的國際老人年成為一個契機。起初，航天部的一位老干部來中國照相館拍照后十分滿意，就問解黔云能否到院里去給大家拍照，因為很多老專家想拍照片，卻行動不便。

　　孫秀珍決定借此契機，打破傳統坐店經營方式，派攝影小分隊走出店門，走進社區，為老年人上門拍照。

　　這一步看似簡單，卻邁得并不容易。過去想在中國照相館拍照，一般需要早上五六點鐘排隊。這家下屬北京市東城區第一服務公司的單位每天只發200個號。

　　如今，師傅們不得不放下架子。有些師傅就認為上門找生意相當于要飯，但孫秀珍說，走出去“要飯”還有活的可能，待在家里就是沒活路。

　　替老年人拍照的嘗試為中國照相館贏得了廣泛的好評。航天部的領導說：“我們這里家家都掛著你們拍的照片，連春節拜年話題都是你們拍的照片。”許多當地的照相館甚至冒充中國照相館的攝影小分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