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指虛握，食指靈活地在她胸前那條繡有五環圖案的紅藍絲巾前晃動著，時而指東時而指西。邊說話邊比畫，不知什么時候成了楊揚的一種習慣，“這兒原來是個大冰場，旁邊是田徑場，那邊是個大澡堂子。”站在哈爾濱體校的會議室里，這個中國獲得世界冠軍最多的運動員(59枚)憑空“畫”出一幅地圖，“當年的感覺一下子就回來了。”

　　楊揚的“當年”，摻雜著一股牛肉味。十一二歲時，作為七臺河短道速滑隊的一員，楊揚常年隨隊在哈爾濱訓練，租住在體校附近平房的日子里，她“兼職”燉牛肉，“一要吃牛肉，就是我的活兒，放什么調料我門兒清。”轉眼近30年，她從這里出發，為中國取得冬奧會金牌“零”的突破，成為為數不多的中國面孔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并多次被推選為人大代表。再次回到這里時，撲面而來的，卻是一股“濕霉的味道”。

　　在哈爾濱體校一幢灰色小樓的地下一層，幾滴水從屋頂上徑直砸在水泥地上，空氣中能清晰嗅出塵封已久的氣息，這是楊揚和她在哈爾濱開設的冰上運動中心初次照面的情景，“這兒已經很久沒有啟用了，我們來看場地的時候，頂上全長著毛(發霉)。”經過1個多月的整修，除了排在房頂上的銀色鋼架偶爾用翻出的銹色展示舊時光景外，這個位于地下室的冰場顯得十分“新鮮”：黑龍江省唯一面向社會的綜合性冰上培訓機構成立了。

　　成為冰雪大省的“唯一”，楊揚的信心正來源于這并非她的唯一。2013年6月23日，國際奧林匹克日，在東北長大的楊揚選擇把延續冰上夢想的坐標落在南方，她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第一個冰上運動中心。這個被吳儂軟語包裹的國際都市，沒有天然的冰雪條件，卻在“北冰南展”的背景下，提供了商業運作最好的訓練場。

　　“南方的商業化程度比較高，對于項目的要求有相應的標準。”當了老板，楊揚首先認識到“忘記關燈背后的成本”，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5年的深造，則讓她更能通過實戰更新對體育的理解，“我們對體育的定位太復雜。雖然現在已經從為國爭光開始向為生活服務轉變，但如果只從為孩子成長負責的角度來理解，一切就變得很簡單。”

　　楊揚曾試圖效仿市場上已有的一些操作模式來經營，但負責冰球教學的外教提出了異議，按照外教的要求，對學生來打球的隨機性作了較大的限制，外教的這種方式一開始也讓很多家長感到不解。但外教堅稱，“球隊訓練，缺一個人計劃都不能完成，如果學生連按時出現在冰場都無法承諾，那就請他不要來。”外教理由充分，讓楊揚難以“討價還價”，她決定“以球隊的訓練要求去設計商業模式，而非根據商業模式設計訓練。”

　　從小在北方成長的楊揚，對人們“走專業或不走專業”這樣對體育功能相對粗略的認知深有體會，但在商業化潮汐的洗練中，往往又有新的發現，“有家長從國外回來，把北美的冰球教材翻譯一遍，每天來挑我們的毛病。我意識到，純商業化，哄孩子玩兒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隨著北京和張家口聯合申辦2022年冬奧會，包括上海在內的多個城市已逐漸積累起冰雪市場的第一層薄雪。“老牌冰雪強省的傳統優勢會不會被弱化？”楊揚曾聽到這樣的隱憂，“現在去萬龍、云頂(滑雪場)和人一聊，80%都是東北口音，所以，東北的冰雪文化是多年形成的，其場地和人才資源都是奧運不可或缺的。”即便從市場本身看，“上海還會存在白天場館空置的現象，而在哈爾濱這邊，還沒推廣，就已經有很多人過來了。如果申奧成功，再有相應的商業模式，東北冰雪產業的發展應該非常迅速。”畢竟，“人”的財富，是這里一代代冰雪人用歲月“燉”出來的。

　　“對黑龍江省的大多數體育老師而言，到冬天澆冰是一種責任，田徑場不能閑著，必須變成冰場。”那樣的日子，楊揚印象深刻，“早上四五點起床，自己做個大水桶，拉根管子，裝上個長拖布，便是一臺自制澆冰車。”通常，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一起澆冰，冰雪的符號就這樣漸漸深入人心。

　　“和現在相比，商業模式下培養的孩子多少可以預見未來，那時候，教練和運動員的付出完全靠熱情來堅持，但我們很幸福。”楊揚不禁想起兒時的教練金美玉，“東北早上6點，那么冷，老太太要騎車挨個兒敲門叫我們起床，地很滑，她經常摔得鼻青臉腫的，等晚上10點所有隊員都睡了，她才騎車回家。”

　　教練對“敬業”的詮釋悄悄影響著楊揚，現在的她，像一只在冰雪的故事里不停遷徙的候鳥，輾轉南北，清晨抵達，星夜離去。而提起過去，當朋友說起她當年“最早上冰，別人回家后自覺加練兩三個小時”的舊事時，楊揚卻笑著打斷：“笨鳥先飛，誰讓我笨呢？”

　　本報哈爾濱1月1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