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因老鼠倉被“判三緩五”，更是引起公眾廣泛關注。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對馬樂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提出抗訴。一些投資者甚至表示，“法院如此判法，會鼓勵更多人鋌而走險——反正犯罪成本很低，不如搏一把。”
亟須為震懾“碩鼠”提供制度保障
事實上，對于“老鼠倉”監管而言，“治標”要求不斷提升技術手段，如“大數據分析”等，但想要“治本”還須規定并嚴格執行配套制度，形成完整的體制機制“保障鏈條”，以更有效地打擊“老鼠倉”等違法犯罪行為。
首先，基金公司作為管理主體，基金經理發生“老鼠倉”違法行為說明公司管理、內控等并不到位。證監會日前也明確表示，“將根據情節輕重對公司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采取適當監管措施”，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監管機構對基金公司的監管及處罰“亟須跟上”。
同時，“‘老鼠倉’犯罪相關立法存在滯后，司法懲戒只是‘撓癢癢’的現狀。”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證券維權律師厲健認為。據了解，相比于美國等海外成熟市場，我國內幕交易量刑過輕，博時基金馬樂、匯添富基金(微博)蘇競等近年影響巨大的老鼠倉基金經理都未判“實刑”而是緩刑。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表示，資本市場內幕交易性質之惡劣，甚于大街上的搶劫和偷竊。他認為，在堅持法治原則下，針對“老鼠倉”等內幕交易行為還是要堅持猛藥去疴，重典治亂，“法院在裁定的時候一定要不能姑息縱容，針對情節嚴重性、涉案金額高低，予以合理量刑，這才能提振投資者對于中國資本市場的信心。”
此外，對于“老鼠倉”行為發生后，中小投資者的民事訴訟賠償機制仍然缺失。“按照現行監管體制，即使基金經理因‘老鼠倉’案受到應有的懲罰，那些因‘老鼠倉’利益受到損害的投資者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正是法律今后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北京市問天律師事務所主任合伙人張遠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