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和美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競合與博弈，可能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影響世界貿易規則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2015年會”的貿易分論壇上，雖然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以支持多邊貿易格局的內容作為發言伊始，但最終討論的進展，依然落在了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以及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上。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介紹廣受關注的亞投行進展時，也談及籌建過程中已經對美國做了詳細的解釋與溝通。
《第一財經日報》已從多重權威渠道了解到，由于擔心影響談判規則走向，美國并不希望中國加入TPP談判。同時，公開消息顯示，美國也并未表態，要成為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創始成員。
在以WTO為代表的多邊談判進展深陷困難時，中美如何在風起云涌的區域和諸邊區域談判領域競爭與合作，并促進公平自由貿易發展，討論顯然沒有就此結束。
中美BIT談判很重要
去年，本報記者專訪的三名以上TPP成員貿易部長均發出了明確信息，不希望中國加入TPP談判，希望制定好規則后再讓中國加入。與此同時，美國中期選舉以后處于不利地位的奧巴馬政府沒法獲得足夠授權，推進其主導的所有的貿易談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該如何應對?
王受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實際上在經濟領域，中美之間有很多對話機制，而且當前還正在進行一個非常重要的談判，就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
在王受文看來，關于中國和TPP的關系，其實可以換一個視角。在TPP中，有12個成員，其中有8個和中國已經有貿易協定的安排。“這是一個很明顯的關系”他說，“我們密切關注TPP談判的進展，它畢竟是一個非常大的協定”。
他補充說，此外，中國也在參加其他的貿易談判。比如去年，中國非常成功地結束了中韓自貿區的談判以及中國和澳大利亞的自由貿易談判。“現在還在進行的區域貿易的談判并不是相互競爭的，或者有什么陰謀在里面。”王受文說道。
邦吉公司首席執行官索恩·施羅德則從貿易跨國公司角度表示，很多區域貿易的協定對于WTO是一個很好的補充，是一個更快且實際的方式。因為WTO的談判經常耗時較長，要達成一個協議，要把所有的問題全都統一起來才行。所以，這種區域的協定實際上是更加實際的方式，促使跨境的貿易、貨物的流通更加流暢。
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總裁梅林德則對本報記者說，WTO和區域貿易協定（RTA）之間的關系應該是互補的，WTO可能不是最有效、最快的方式，但是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如何解決不同規則之間帶來的市場準入不兼容問題，需要協商與包容。
“我并不是代表美國來發表這個觀點，但是中美在BIT的雙邊談判中，實際上是有機會可以設定一個契機解決一系列問題，讓中國能夠進一步融入到TPP或者其他的一些協定中。中國也支持服貿協議，但是現在并不是成員。”他說。
提高創新能力應對挑戰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具有相當強大的競爭力，但與硬邦邦的設施相比，與會者認為，中國還需要提升更體現創新能力的軟實力。
正如金立群介紹，中國發起的亞投行可謂一呼百應。他說，目前包括印度、印尼、新西蘭等域內創始成員國已有27個，域外國家參與程度也在不斷提高，不久前英國率先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將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當中的第一個西方大國，隨后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盧森堡等國家也都提出申請，正在履行相關程序，到本月底也就是申請成為創始國的截止日期，最終的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會超過35個。
梅林德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國通過制定實質的工作表，建設以中國為核心的“一帶一路”，帶動了中國資本和技術的輸出。不僅讓周邊那些長期游離于當前貿易體系的欠發達國家能夠納入到全球貿易體系，分享貿易增長的成果，一個更為強大、一體化的亞洲，也會讓中國更加強大，成為與美國制定世界貿易規則的籌碼。
但劍橋大學教授彼德·諾蘭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建立實體的港口、機場等建筑物，更重要的是這些硬體設施當中的軟體。比如“絲綢之路經濟帶”，建立公路橫跨中亞是一方面，但是哪些企業生產的產品能在其中運轉呢？建立機場是一部分，但是哪些公司能夠提供安全的航空服務讓人們以及貨物能夠在這些公路上進進出出呢？
他分析道，中國國有企業成功的主要基礎是國內基礎設施領域的繁榮和擴張。由于來自國際公司的競爭程度相對有限，中國國有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承建基礎設施，與中國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密不可分。這意味著，中國國有企業在這些市場上與領先的全球企業的競爭也很有限。中國國有企業占有全球高技術產品市場的份額很小，包括與基礎設施領域密切相關的產品。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國內基礎設施擴建的增速相比近年來可能有所放緩，這將使中國的國有企業面臨更大壓力，去國際上開展競爭。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在中國國內與全球企業的競爭程度很有可能也會加劇。因此，提高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創新水平，已經成為比過去更加迫切的議題。
“這些都是中國國有企業所要面臨的問題。”他說，“如果與基礎設施相關的中國國有企業不能成功面對這個挑戰，甚至包括中國本土在內的全球龐大的市場，都將被現有的那些領先全球的企業奪走，這些企業的發家地和總部幾乎都在高收入的發達國家。”
從歷史角度看，諾蘭認為，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開始了體制改革，有一些實驗性的改變是由政府和企業來逐步進行的，而政府和企業的改革是同時進行、互為依存、互相強化。經過30年的改革以后，中國出現了一批強大的國有企業，有80多家躋身于全球財富500強之列，中國的產業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取得了非凡成功。
諾蘭認為，隨著旨在促進創新的混合所有制系統的擴大，過去30多年的全球化與基礎設施相關的全球高技術產品市場現在由發達國家的企業主宰。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全球高科技產品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不僅僅是中國，印度、巴西也是這樣的情況。在全球研發之初，最大的2000強企業（近2000種排名中位于前100位的企業），占總支出的55%，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整合度，在100強公司中只有5家來自發展中國家，100強技術公司中只有57家來自發展中國家。信息技術非常重要，將極大地促進支持全球貿易。美國企業占近2000強企業在高技術研發總支出的一半以上。
此外，他認為，不論基礎設施方面的協定，還是全球貿易協定，開放以及透明的招標過程非常重要。比如英國剛剛宣布將加入亞投行，前提就是要保證招標過程是透明和公平的。這就意味著，不能青睞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有企業，這對于中國的創新來說都是非常有促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