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分析：“如果農村青年未來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戀愛、結婚對象是否來自同村或者鄰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從于父母的強迫，大多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把握和自信。當自己都很迷茫時，聽了父母的話，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錯誤決策可能帶來的責備，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這個‘最后的庇護所’。”

　　王佳現在確定，自己要在東莞定居。“這里工作機會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東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倆沒有把孩子留在身邊，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個新的“留守幼童”，由爺爺奶奶照顧。

　　“如果將來條件允許，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邊。”這是千千萬萬個王佳的夢想。但是，已被父母帶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們，會比留守兒童更幸福嗎？

　　2014年，呂途對北京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皮村同心實驗學校5年級的學生做了社會調查。在學生的煩惱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調查問卷的字里行間，彰顯著青年農民工初為父母的諸多壓力。學生們的原話有：“爸爸媽媽脾氣不好”，“我讓爸爸戒煙，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媽媽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壞”……

　　戶籍：外地青年是“過客”嗎

　　“來北京有十幾年了，一直沒再離開過。”出生在遼寧本溪的姜國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1992年，姜國良就離開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著家鄉的劇團四處奔波，去過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來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國良有兩個兒子。“我不是重視物質的人，未來最大的困難就是孩子的教育，將來考中學，非京籍的孩子會面臨種種困難。”

　　他也在未雨綢繆，一方面想給孩子入北京電子戶籍，另一方面也在打聽老家的學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適，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學，這也是沒辦法的。”

　　在京十幾年，姜國良依然不認為自己已經在北京扎下了根。“這個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較適合小鄉鎮里安逸的生活。未來是不是會回家，我也說不好。”

　　同樣的心態，出現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軍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東農村的他，已經在一家江蘇的德資企業站穩了腳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準備和女友結婚。“我個人最大的成就，就是這幾年沒有像好多人一樣‘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攢出了首付，這是親手勞動所得，我很滿足。”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但他依然沒信心從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鄉的親人、朋友，都離蘇州太遠。雖然自己在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還是比較單調的。將來小孩上學，戶口問題也很麻煩。現在已經沒有信心說，未來幾十年一定都在這里。”

　　呂途分析，“過客心態”是打工群體最顯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訪過一對在廣州番禺新橋村的打工者夫妻：“他們已經在番禺住了十多年,兩個兒子都是在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兩張并在一起的雙人床,沒有任何家具，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各種紙殼箱里。”

　　“從農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他們適應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實現在城市發展的夢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目前，他們還迷茫在城鄉之間。”

　　“也許大家認為，打工者本來就是過客，這不完全符合事實。”這名曾去德國探訪土耳其移民的學者說，“從居住地的穩定性來說，打工者傾向于在一個地方落腳的趨勢是明顯的。移民人口總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