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亞《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正式生效，成為全球首個通過立法確立社交媒體最低使用年齡的國家。該法案明確要求特定社交媒體平臺采取“合理措施”，嚴禁未滿16歲青少年注冊賬戶。

　　這一立法舉措，折射出全球范圍內各國在應對未成年人網絡社交沉迷問題上的普遍困境，一經推出便引發社會各界熱議，支持與質疑的聲音交織。支持者稱，這是守護兒童身心健康的關鍵一步；但質疑者認為其實際效能有限。

　　首先，法案在技術可行性方面存在不確定性。法案禁止平臺僅用身份證件驗證年齡，但平臺采用的替代方案均有缺陷。如Snapchat靠分析用戶行為篩查，Meta計劃用面部掃描，此類識別技術很容易誤封成年用戶或漏放未成年用戶。不僅如此，未成年人規避禁令的門檻很低，可以通過VPN、虛報年齡、借用他人信息等方式繞過核驗，讓家長監護和安全過濾功能失效，反而讓未成年人陷入無防護的網絡環境。

　　其次，法案在適用邊界上存在不確定性。禁令僅覆蓋10家符合社交互動、內容發布等標準的平臺，像YouTube Kids、LinkedIn等被豁免。同時，平臺名單會根據青少年群體的遷移情況作出調整，但一些被視為低風險的平臺因用戶少并沒有被納入，而新平臺出現后是否納入則完全靠政府評估。這種靈活調整模式易出現監管滯后，也讓平臺和公眾難以預判管控范圍。此外，禁令僅針對特定社交媒體，游戲平臺、匿名論壇、AI聊天機器人等未被納入監管，這些場景中頻繁出現的誘導、情緒操控等風險，可能成為未成年人轉向的新風險點。

　　再次，法案的權責劃分與執行尺度模糊。法案把監管責任主要壓給平臺，卻未明確“合理措施”的具體標準，不同平臺的核驗方案差異較大，且政府采取分階段執法，首日不處罰未完全合規平臺，這導致平臺執行尺度難以統一。

　　還有反對者認為，“一刀切”禁令剝奪了未成年人的網絡權利。這種禁令將未成年人排除在數字化、信息化浪潮之外，剝奪了他們共享數字紅利的權利。加強未成年人用網保護意義重大，但提高未成年人適應和融入互聯網同樣重要，不可能等到他們成年后再從0開始學習。

　　回頭來看，澳大利亞推出社交媒體禁令極為倉促。在禁令出臺前，澳大利亞是漸進式的治理思路：2015年出臺了全球首部《加強網絡安全法》，設立兒童電子安全專員職位；2022年生效的《網絡安全法2021》更是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納入涵蓋網絡霸凌、圖像濫用等多場景的統一監管體系。進入2024年，這種治理思路風向突變。是年11月21日，澳大利亞部長遞交立法建議，僅用4天就完成議會審議通過，期間僅開放24小時公眾意見征集和一場3小時的公開聽證會。

　　在社交媒體高度普及的背景下，我國已建立法律保障根基，迭代優化“未成年人模式”，凝聚多部門協同合力，織密全方位保護網絡，逐步構建起一套兼具系統性與實效性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體系。但我們也清醒認識到，社交媒體中虛假、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尚未徹底根除，“未成年人模式”在實際應用中仍存在體驗感欠佳，未成年人用網保護仍需加強。未來，需進一步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壓實平臺主體責任，提升網絡治理精細化水平，持續凈化網絡生態。

　　(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媒介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