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連國稅系統，蘇玲是個“腕兒”，尤其在反避稅這個行當，可以算“大腕兒”。蘇玲名聲在外，與一起反避稅案例有直接關系。

　　2010年初，一則松下集團境外收購另一家日本知名電器企業集團公司并戰略整合內部生產結構的消息在互聯網上傳得沸沸揚揚。這則消息也引起了大連市開發區國稅局反避稅人員的注意。

　　被收購的日本知名電器企業集團在大連投資多家企業，存在著股權轉讓的可能。當時，蘇玲任大連開發區國稅局稅政處副處長，主管國際稅收工作。她立即牽頭啟動了反避稅機制，發現這家日本知名電器企業集團在大連開發區有4個子公司存在股權轉讓行為。一周之后，日方派來了談判代表。兩周之后，股權轉讓事實被全部確認。但真正的挑戰，在后面。

　　股權轉讓行為的發生不代表股權轉讓收益的存在，特別是企業集團內部之間的股權轉移，一般會按照賬面價值進行轉讓，也就是平價交易。那么，如何確認稅收上的境外企業股權轉讓收益？

　　當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市場法，例如參考松下集團收購這家日本知名電器企業集團公司的收益，但松下集團的這次收購整體上是虧損的，市場法不適用。另一種是成本法，在與日方企業代表的談判中，日方代表認為，其股權轉讓收益應為轉讓價格減去轉讓成本，即賬面價值。顯然，如果股權轉讓是平價交易，采用成本法計算轉讓收益，只產生少量稅額，因為成本法很難對企業隱含的無形資產進行評估，會低估企業價值。事實上，這家日本知名電器企業集團在大連有兩個子公司經營得很好，股東權益收益率達到20%，按照教科書的說法，穩健企業的股東權益收益率在10%～25%之間。

　　蘇玲闡明了中國稅務機關的立場，雖然是集團內部整合發生股權轉讓，但平價或低價轉讓不符合中國稅法規定的獨立交易原則，應該按照公允價值予以調整。可這個公允價值應該從何而來？當時蘇玲自己心里也沒底，日方代表更是滿臉愁苦。他說，稅款多少是一回事，給他一個有說服力的計算方法，讓他能說服集團董事會又是一回事。言外之意，人家不差錢，談判陷入僵局。

　　在談判中，對方多次提出西方經濟管理學中的理論。蘇玲就試著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就在一年以前，蘇玲考取了英國皇家注冊會計師。她忽然想起考試期間學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能不能利用評估無形資產價值的“收益法”來計算股權轉讓收益呢？

　　收益法是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在未來的預期收益，并采用適宜的折現率折算成現值，得出被評估資產的評估值，評估值有基本的計算公式。但是，收益法的計算參數選取非常復雜，涉及企業各種自由現金流的預測、風險系數、現金流折現率等等。大連市開發區國稅局成立了蘇玲牽頭的收益法攻關小組，研究收益法的各種參數選取原理和實務操作方法，他們經過反復研究和演算，終于胸有成竹了。

　　最后一次談判被蘇玲主導了，那位日方代表問蘇玲采用什么方法計算股權轉讓收益，當他聽到“收益法”時，點頭說他知道。由于使用了國際公認的方法，最終得到這家跨國企業的認可，并將2008年以后的股權轉讓價格進行了調整，繳納了1124萬元稅款。

　　一招“妙棋”，走出一個“經典結局”。這是全國完整運用“收益法”進行股權轉讓反避稅調整的第一案，是反避稅領域運用經濟分析方法的一個新突破。隨后，國家稅務總局委托大連市國稅局研究創建收益法模型，蘇玲再度帶領收益法小組進行攻關。現在，收益法正在全國稅務系統推廣應用，收益法小組編寫的《企業價值評估理論與指導》，已成為全國股權轉讓案件收益法運用的推廣教材。

　　如今，蘇玲已成為大連市開發區國稅局稅政處處長，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收益法已經在反避稅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跨國企業和國際機構也學會了采用收益法與稅務機關博弈。如今在稅收談判中，她的對手中常常會多出一個評估師，“避稅與反避稅的博弈，沒有止境。”(楊亮 付燕新 程莉）